阅读晓芒

本书是邓老师代表作之一，初版于2000年。一系列有关中西文化、社会与历史的思想随笔集，讨论了法制、伦理、人生观、生死观、自由、信仰和伪善等问题，批判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种种弊端，为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以及中国人在自由、正义、平等、博爱、理性等价值观的启蒙，提供了独特的立场和视角。

电视剧《河殇》的播出，在中国大地上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波澜，这在中国电视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最普遍的意见是，《河殇》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它是“贯穿我们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最新的、科学性的《离骚》和《天问》”。但也有人指责它“过分严肃地谈论着大家都不陌生的一般问题”。无论如何，《河殇》触及的是一个大家时时感觉到、而又未能找到如此强烈和集中的表达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人的年代，从本质上看，已不是改革以来的10年，也不是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而是从屈原以来的两千多年。每当民族危亡、国家衰败的时刻，这个问题就会率先从那些士大夫们的心底里浮现出来，发为或慷慨、或悲愤、或激烈、或忧伤的言词、诗文，点燃起一股炽烈的忧患之情。

东晋佛教神学家僧肇，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深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从全体上来说是宗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然而在这种纯粹神学思辨的形式下，他也常常用比较清晰的概念和比较严密的推理，阐述了概念的辩证法的某些重要命题。他对“有”、“无”两个范畴的关系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鲁迅本人则尚未从“国民性批判”上升到“人性批判”，未从《狂人日记》中的历史罪感真正提升到普遍人类的原罪感。他不理解人性的忏悔不是哪一代人的事，而应是人性（哪怕是未来的人性、青年和孩子的人性）中永远不能放松的工作和永远不可抹掉的必要素质。

这次对谈的主题是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比较，两人一致认为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上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但对于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来说，我们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但在究竟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方面，两人抱有不同的意见并展开了一些深入的讨论。由此涉及康德和黑格尔对伪善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问题，战争与永久和平问题，历史文化、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德国哲学与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在提问和回答时还谈到了对卢梭的整体把握、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别和中西文化的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启蒙作用；等等。

这些年来，我除了沉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大量时间花在翻译和著书立说上以外，还写下了不少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我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贯彻于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解读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实验场所就是文学，其次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我的文学批评基本上也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化批判是我所选取的一个用哲学介入现实的切入点。迄今为止，我已出版的文学评论和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著作有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