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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即思辨幻想的双重冒充：既把意识冒充为感性的现实或生命，又把现实世界冒充为绝对精神（上帝）的外化。马克思则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扬弃了这两种异化形态，其中所采取的三个视角是感性的视角、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和否定性的辩证法的视角，它们都是由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中引出来的，从而使感性与共相（语言）、自我意识和上帝的双重颠倒关系得到克服，又使唯心主义形式下的辩证法的理性之维得到拯救。这就提示了一条立足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之上来重建形而上学的道路。

从“语言学之后”（Metalinguistics）出发，把语言的三种句法即陈述句、使动句（命令句）和感叹句归于求真、求善、求美的三种自由形态，并对其中的陈述句的语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三种语气：其一肯定句和否定句是科学所追求的目标，被视为最基本的知识形式，但西方基于肯定句来证实，并借否定句来证伪（波普尔），中国道家则基于否定句而解构肯定句（有生于无），直至反语言（“道不可言”）；其二，疑问句和反问句均可看作陈述句的否定形态，前者是处于对话（问答）中的陈述句，后者是加强版的陈述句，中西对此各有不同的思路和风格；其三，虚拟句则可看作陈述句的否定之否定形态，它揭示了一切语言的本质结构都是隐喻结构，构成创造性的“自由之家”，是求真、求善、求美的起点，并由此从陈述句向命令句和感叹句过渡，汉语在这方面以原生态蕴含有最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去挖掘。

德里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其文字是“非哲学的”，正好可以用来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霸权。他从中文中分析出来的主导因素是象形或“痕迹”，它超越语音特权而集中展示了语言的本质结构即不断地“替补”和“延异”，由此而保持了语言的创造性活力而不被“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所固化和僵化。但德里达未料到，中文这种非本体论的文字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即“伦理学之后”。这种无知导致德里达堵塞了打通中西形而上学而进入到更高的形而上学即“语言学之后”的通道。

少一些行政干预，少搞一些“规范化”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取消或减少各类官方评奖、评项目、评各种“点”或“基地”或“学科”，让学术界真正成为一“界”，按自己的学术规则运作，这才有可能让非泡沫的学术焕发生机。

但终究，康德很可能也意识到了他的先验哲学作为一个“先验人类学”体系的失败，而《实用人类学》又满足不了康德哲学的“先验”胃口。一直到他晚年，当他已经只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的时候，他还在耿耿于怀地思考如何将整个先验哲学统一起来的问题：“先验哲学是先验地联合在一个体系中的诸理性原则的综合……”

已经两千多年了，“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众多的思想家们。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历史发展的自由与必然时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像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便吃掉你这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