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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中国人格最深的根基是“诚”，而诚的最直接体现又是忠孝仁义，那么按理说，中国人就应该是世界上最没有心机、最重信仰、最单纯天真的民族了。然而事实乂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看近年来书摊上充斥于目、泛滥成灾的“中国谋略”“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三十六计”“智谋奇术”“阴谋权术”的书，也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诚实的民族，中国人搞阴谋、算计人世界第一！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当时愿意跟随他的，只有他的弟子子由。他老先生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在2500年之后，孔孟之“道”确实已经越来越“不行”了的今天，竟会有那么多的人渴望着漂洋过海，望断西行路。整个民族的思潮都在以“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之势涌向辽阔的大海，向全球展开自己的怀抱。西方的科学技术、文物制度、法律道德、艺术精神、哲学玄思、宗教冥想，无不以其诱人的光彩吸引着国人的视线，震撼着有识之士的心灵。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复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展示了在挣扎中奋力突围的可歌可泣的生存意志。

对于寄水先生品德的评价，我无缘置喙。我想说的是，这篇短文标题中的：“人格”二字，指的显然是“人品”。民族气节，个人修养，淡名利、守操节，这些无疑都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个人品德。寄水先生以陶渊明自况（“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但中国古代并无“人格”一词。今天，当人们说“四人帮”蔑视个人的“人格”，践踏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时，指的却是另外一层意思。只有“人格”是有可能受到侮辱的，对于“人品”却无所谓侮辱不侮辱。一个人在受到侮辱人格的对待时，却完全可以丝毫也无损于他的人品。

聚焦20世纪90年代至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核心是寻根意向与漂泊意向的矛盾。

这次再版，我还是作了一些修订。在内容上我修改的地方很少，基本保持了原样，主要的修订在于引文方面。10年前，这本书的引文是直接从德文翻译引证并同时参考国内的译本，如蓝公武、韦卓民和宗白华的译本。这10年来，国内翻译外国哲学的作品有非常大的进展，在康德哲学方面，我与杨祖陶先生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相继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以我的修订主要就是把原先的引文全部改成我自己的译文，相应地将引文的注释作了调整，并根据新的译文重新清理了我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