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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张炜完成了他的《九月寓言》。他在该书的后记“融人野地”中写道：“城市是一片被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九月寓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第341页）。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已在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顾城那里多次看到过儿乎完全相同的说法（在这里，时间上的先后并不重要）。我们可以说，除个别作家外，90年代一切纯文学多少都是“寻根文学”。人们说当代文学的特点是多元并存、流派纷呈，甚至无法归类。但我要说，当代文学的主流和实质便是寻根：寻回失落的童年，寻回远古的回忆，寻回数千年无变化的“原生态”，寻回人们既有的“本心”。这是当代作家们得以施展手脚的唯一话题，也是对他们的致命的束缚。荀有冲破这一束缚者，便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功臣。但这实在是太难了，非强怒善战之士不能为。

本文对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的”（transz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这两个历来颇有争议的术语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结合相关概念如“先天的”、“经验的”（empirisch）、“内在的”（immanent）等术语作了细致的区分，说明康德使用这几个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严格限定的、不可取代的含义的，以为康德对这些词的使用存在“混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章后面还对KempSmith以及牟宗三在这个问题上对康德的误解和批评进行了逐条反驳，维护了康德思想的一贯性和严密性。

通常流行的对人的本质定义是“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自从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研究以来已遭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并且尚未找到解释人类起源的更为适当的替代方案。从哲学的高度精确界定人的本质，应该是：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结合现代心理学观点，能够合情合理地系统解释人猿之别、人的直立或手脚分化、语言的产生、人的历史、自我意识的产生和人类精神结构的形成以及人类自由的起源等问题。对人的这一新定义在人类起源和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容纳了当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定义可以兼容，同时也为一种新的哲学视野打开了一扇窗口。

谈到中西法治思想的比较，首先要明确的是从哪个出发点进行比较。我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出发来对中西法治思想进行比较的。我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方面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经讲到过人类学家巴霍芬（研究原始人类学和早期人类学的著名学者），巴霍芬在1861年出过一本书叫做《母权论》，里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希腊远征军的统帅阿伽门侬胜利后回到家里，却被他的妻子伙同她的情夫谋害了。俄瑞斯特斯是阿伽门侬的儿子，他为了报杀父之仇，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那个奸夫。这样一来，他就犯了弥天大罪。复仇女神就向雅典法庭起诉。雅典法庭当时的审判长就是雅典娜。在审判中，阿波罗是为俄瑞斯特斯辩护的。阿波罗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的是理性、文艺和城邦社会的原则。复仇女神代表的是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阿波罗说，俄瑞斯特斯的罪行不如他母亲所犯的罪行严重。他母亲犯了双重的谋杀罪。因为她杀死的这个人既是她的丈夫，又是俄瑞斯特斯的父亲。而复仇女神为俄瑞斯特斯的母亲辩护说，她虽然犯了双重谋杀罪，但是她所杀死的男人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夫妻没有血缘关系嘛，但是，俄瑞斯特斯杀死的人是他的母亲，是有血缘关系的。

学者们历来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讨论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这部分的意义重视不够，认为这只不过表达了黑格尔对这两门早已过时的“伪科学”的繁琐甚至多余的批判，没有看到这两门学问作为黑格尔从“观察的理性”进入到“实践的理性”不可缺少的环节的重要意义。黑格尔认为，面相学实现了人的内在东西与人的实践行动的统一；头盖骨相学的结论“精神是一块骨头”虽然陷入误解，但它毕竟说出了这一带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无限判断的命题，进一步表达了人的精神和外在客观对象的统一，从而为“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本身而实现”的实践理性提供了理解的前提。这种前提，其他自然科学和一般形式逻辑及心理学都是不具备的。只有经过这样两个步骤的统一，观察的理性才终于迈入了实践理性的王国，理性也才从一种科学的旁观成为了能动地改变世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