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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苦药

《美学》是黑格尔自1817年开始多次讲授的美学讲演录,死后由其学生整理编辑,于1835年出版。当时在西欧特别是德国,以费希特、谢林、许莱格尔兄弟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正处于鼎盛时期,对古典主义美学进行了矫枉过正的批评。黑格尔美学则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综合,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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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于1781年,1787年再版时作了很大的修改,以后出版多为两版对照本,同时注明A、B两版页码。全书除两版序言和一个总导言外,分为“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两部分,前一部分占全书大多数篇幅,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先验逻辑”又分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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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8日,陈先生最后一次转院到地质职工医院结核病房。在此之前,他对自己的病可以好转还抱有充分的信心。1992年10月在省人民医院,陪伴他的大女儿宣真有次问他有哪儿不舒服,他说有些憋气,但马上又安慰女儿:“不必那么紧张,我会回去的,还有工作未做完,还有一本书要写。”当医生提出要行割管术抢救时,他还自信地说:“不必要,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果然度过了险关。1993年1月同济医院的医生还对他说:“你可以活到80岁”,后来在武大医院病情又趋于平稳。他到地质医院的最初一段时间,虽然心情不太愉快,但决不认为自己的病已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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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实证的基督教”的抨击是够猛烈的,有时简直是极尽挖苦之能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分明揭示了欧洲近代基督教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的虚伪性,几乎是对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心理根源的某种预示。但康德决不是要彻底摧毁基督教,而是要深化它,使它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终极关怀的真正根据。在本世纪人与自然、人与人日益深刻的对立和分裂已惊心动魄地展示在世人眼前的情况下,现代人势必越来越重视康德两百年前为人类宗教需求所制定的那些理性原则,而不是因其年代久远而对它不屑一顾。因为一个不再需要宗教依托的时代,客观上只有当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与他人重新恢复其本源的一致性而扬弃了异化和分裂时,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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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张远山的“反乌托邦”长篇寓言小说《通天塔》的哲学寓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作品的主人公为了救世而建通天塔,为了救人类而毁灭人类,但终于经由庄子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而返回世俗生活的醉生梦死。通天塔的倒塌象征着人类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疯狂和梦幻,既无法得救,也不能毁灭,而只有退化和失误,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沉重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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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下半年完稿的《突围表演》,是残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残雪首次真正把人生变成了艺术,把艺术变成了人生。艺术和人生的融洽无间,在其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纯熟程度。在这里,她既是作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家;而在她同时成为这三者的时候,她甚至不需作特别的说明。她抛开了《黄泥街》中那个外在于内容的叙述者“我”,也放弃了《苍老的浮云》中将虚汝华与自己相区别的客观描述(虽然虚汝华带有残雪本人的浓重的影子),她现在直接就是“X女士”,就是《天堂里的对话》中的“我”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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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赵林这本书的主流倾向而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反对和排斥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否则他就不会如此津津乐道于西方文明的演进了。但他一方面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传统的资源绝不能一成不变地从古代拿过来,而是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儒家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231页)他似乎没有发现这两条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即:所谓“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当然只能是“从古代拿过来”的,是未经“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反之,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传统资源已经不再只是“资源”,而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的动力不可能来自这个传统资源本身,而只能是来自于当代改变了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的改变则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导致的。所以,“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这种想法只是置身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外的一种知识分子或士大夫的设计和策略。但只要我们投身于这个发展进程之中,我们便会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不是搞什么人为的“嫁接”,而是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探讨西方精神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标准来批判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现实生活的、过时了的诸多要素。只有这种批判,才真正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最终的结果也许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一个杂交品种,但这不是目的,而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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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创同博士是我在武汉大学攻读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时的同窗好友。由于所学专业接近,我们朝夕相处,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对他的学术功底,我是了解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翻译了美国系统哲学的重要人物欧文·拉兹洛的《系统、结构和经验》一书,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纳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出版,初版即印了8万册,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影响。后来他去了加拿大深造,并获得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几年前,他又回归祖国,任教于兰州大学哲学系,将平生所学贡献于我国的学术事业。李创同博士新著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学思想家》一书,是我最愿意向大学生推荐的现代科学哲学教材。在此之前,我读过1984年由作者的老师、国内著名的科学哲学权威江天骥先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科学哲学教材《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该书在国内这一领域是奠基性的。但李博士的新著在写法上与江先生不同。江先生的书是一种个案研究,书中重点介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夏皮尔等专家、学者的6种有代表性的科学哲学思想,每一种都介绍得很系统、很专业,对于科学哲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来说,是一部很好的指南。李博士的书则是一种全景式的贯通,其着力点不在于深人介绍每个哲学家的具体观点,而在于各种科学哲学思想相互之间的渗透、关联和影响,以们与传统和当代的科学、宗教、社会思潮的牵连。因此,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涉及面极为广阔,总共涉及了60多位科学哲学家和有科学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不仅包括几乎所有国内已熟知的人物,还包括一些国内不知其名但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外,本书在介绍和讨论中还穿插着一些章节来展示这些思想家思想产生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思想概况,使读者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和大体趋势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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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全书的结构,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格心理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开辟了那么广阔的领域,在这里都得到了合理的分区和整合,而这一分一合,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格心理学以至于对人格本身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对每一种人格理论都获得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确认了它们各自对把握人格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又不偏狭、不固执,而是力求与其他理论达成沟通。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理论各有各的贡献,一种理论的作用是另一种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类型—特质理论帮助我们描述人,即初步认识一个人的特点;生物学理论帮助我们从生理、遗传甚至进化的方向上去解释人的特征;行为主义揭示了环境是如何塑造人的;认知心理学则指出人的内在判断和评价会使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感受,做出不同的反应;精神分析理论挖掘人的潜意识动机,探索了心理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免于心理疾病的方法;人本主义则向我们呈现出健康生活的状态和途径,促使我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实现人际之间的平等和关爱,进而走向自我实现的高峰。”当然,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创建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或派别,而是要对已有的人格心理学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提升。这种提升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时代显得特别可贵和必要。所以作者在书中处处以问题而不是学派为线索来展开论述,通过问题把各种学派编织进理论的逻辑系统中。这不是毫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大叙事”,而是对实证材料和大量实验数据的本质规律的洞见,对各种具体结论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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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承认这种设想在目前情况下也有其弊病,就是给那些本来就决意徇私情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但不能因此就把所有的导师都限制在行政部门的规定中,而应当从别的方面对不称职的导师和他们所招进来的不合格的博士生建立一种淘汰机制和处罚机制。但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当前的改革中最缺乏的。连高层干部携巨款外逃都监督不了,又如何能监督区区一个博士生是否合格?一个“博导”是否“水稻”?尽管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为了防止徇私(何况根本防止不了)而压制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如大力鼓励人才的自由竞争,使那些通过不正当关系进到学术圈中来的庸才最终自然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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