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本书分上篇和下篇。本书上篇收录的是作者跟全国各地学者就“亲亲相隐”的争论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有人评论，说这场争论是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这场争论是要传于后世的。

陈康好像说的是将来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成就以后，以不通中文为恨。（肖：也许我记错了。我有时太强调语言，容易记成这样。）不是说古希腊语，而是说读古希腊哲学要到中国来，就像我们读儒家哲学到加拿大，到波士顿去拿博士学位一样。将来西方人到中国来拿古希腊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说去美国拿中国学问方面的学位，还有点别的因素，比如尝试新文化，但是说到日本，到新加坡拿中国学问方面的学位，现在好像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将来为什么就不能有西方人到中国来拿古希腊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或者是拿西方中世纪方面的博士学位，或者拿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呢？从逻辑上来说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西方启蒙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按照“理性”本身的逻辑层次，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人和动物的区别的最广义的理性所造成的广义的“启蒙”，即文明开化，通常不归于严格意义的“启蒙”。英国启蒙运动达到了第二阶段的启蒙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知识就是力量），理性只是众多工具中最有“力量”、最有用的一种工具。法国启蒙运动把第三阶段的理性直观提升为“理性的法庭”，理性不再能够被当作工具来运用、来证明别的东西，而是一切证明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德国从莱布尼茨到康德的启蒙思想则凭借“思辨理性”而上升到了辩证法，即自由和必然的统一，理性既不只是其他目的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而就是人自身的真正本质。西方启蒙的实质就是理性的觉醒，西方启蒙的进化就是理性的进化，从理性的这一逐步提升的整个进化过程中，能够找到历史发展中的理性线索，即人类自由在历史中所呈现出来的必然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理性的启蒙永远不会过时，而是人的使命。

在语言的形而上学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大基本原理：一、语言的自否定本质，语言本质上是辩证法的，它的“是”即蕴含着“不是”，任何“真话”都隐含着“谎言”，否则不成其为语言；二、语言的自欺功能，有意识的自欺或假扮游戏是语言的灵魂和生命，它基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同时又给这种结构提供了现实的确证；三、语言的修辞学或诗学属性，一切语言都由诗性而发生，这也是语言中的语法和逻辑功能的起源。我所设想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所要探讨的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和逻辑功能的关系，双方不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处于“自否定”的辩证进展中，这构成了“语言学之后”的最基本的原理。

易中天先生的近著《艺术人类学》，在当今国内外众多的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首次表明，史前艺术的奥秘并不只是包藏在那早已不留痕迹地消失了的史前人类的一闪念中，也不只是封闭在那重见天日而沉默不语的石斧、陶罐和洞穴壁画中，而且还沉睡在我们自己心里，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奥秘、一般“艺术”的奥秘，即“人”的奥秘对史前艺术的陌生感，无非是对我们自己的潜伏着的、已被遗忘了的本质力量的陌生感而已。

我历来信守一条类似于奥卡姆的“思维经济原则”，即“如无必要，切勿杜撰名词”。但这次似乎不得不破一回例了。与我们这个民族“谦谦君子”的优良传统相应，国人当今已不再依靠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与别国叫板，但我们的自大心理已悄然转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以“文明古国”自居的精神上的沙文主义。据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自轴心时代以来流传至今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不知古希腊文明该如何算，如果不把文明视为生物学上的一种体液或基因组织的话）。这种话听得多了，使人觉得我们今天的面子和自尊都依赖于这“古老”，就像过去乡村里那些老得动弹不了、说话人家都得听着的老族长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和中西比较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似乎就是“姜还是老的辣”；当我们已没有“门”可关的时候，我们只有关上心灵的门对一切说“不”；当世界上已没有人需要我们拯救的时候，我们就把拯救他人的热情预支给了21世纪的四分之三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