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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曾编辑出版了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分为六卷：《古希腊罗马哲学》、《欧洲中世纪哲学》、《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在二十余年的动荡岁月里，这套书给那些悄悄地关心学问和探讨人类命运的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八十年代初，与这套书重版的同时，他们又编译了一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这两种书堪称新时期以来青年学者学习及学术界研究西方哲学史最基本的原著材料，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最近，北大哲学系准备重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以适应十多年来发展着的形势，于12月1日至5日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部分高校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学术研讨会，就该课题的选题、编排、指导思想、难易标准和翻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人的讨论。与会者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的18位专家。

萧萐父先生学术文集《吹沙集》初版于1991年，本文是邓老师1992年的读后评述。“吹沙”二字，出自刘梦得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正恰当地概括了萧先生的治学和为人，萧先生后又有《吹沙二集》、《吹沙三集》、《吹沙纪程》面世，可见对此书名之偏爱。虽然作者自谦“是否见到真金，则很难说”，但在邓老师看来，书中所论述思想宏富，分析透辟，见解发人思索，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的真知灼见。

何萍同志近著《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一书，立足于一个新的思维层次，即立足于文化一历史层次，运用文化发生学的方法，同时吸收国外一些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美学家、自然科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中作出了新的开拓。

什么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创造出一整套前人所没有说过的、闻所未闻的说法，这是一个民族乃至于全人类能够有所前进、有所发展的前提。这方面我认为有两个要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理论创新必须有一个时代的现实的新内容，二是必须有适合于这个新内容的崭新的思维形式。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本文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进行了一种谱系学的比较，指出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虽然已包含有积极自由的萌芽，但总体上仍然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黑格尔则针对康德的这三个层次作了自己的调整和改进，发展出了自由意识的三个历史阶段，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历史理性中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更深刻更系统地展示了自由概念的逻辑谱系。文章最后对康德和黑格尔自由观各自的得失利弊进行了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