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汪晖教授涉嫌抄袭事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2010年3月25日王彬彬在《南方周末》发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剽窃问题，引起学界普遍关注。4月8日，《南方周末》刊发了项义华的文章和两位网友所做的调查，补充了《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的证据。有学者认为，《反抗绝望》虽然屡次再版，但毕竟是一本写于20年前的旧书。王彬彬遂又查核了汪晖的近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认为该书也涉嫌抄袭。这些指控，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很多议论。
给方舟子先生的公开信
最近，看到朋友们给我转来的您的微博上有关我的所谓“坑师案”的短评，有些话不吐不快。您是这个所谓“案子”发生三年多来第一个以实名发表不利于我的言论的人。在此之前，我只看到网上那些以虚拟的假名躲在阴暗处的魑魅魍魉对我狂吠，而我又是一个和您一样的无神论者，从来不和鬼打架，所以一直懒得回应，只是放了话：只要有一个以真名来对我泼脏水的，我一定告他。不过我这次不想告您，因为我相信您并无恶意，只是轻信了谣言，落入了陷阱而已。我也不想让您对我道歉，我顶烦那些动不动就要求人家向他道歉的人。我只想澄清一些事实。因为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我历来是把您当作朋友看待的。
从诗向语言的突围——读《诗人何为》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一文，以他素所推崇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及其追随者里尔克的诗为例，阐明了诗性精神是向存在和语言的冒险突围这一哲学真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这一冒险突围的历程，来追随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作出粗略的评述。
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
本文也不可能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将文集中所有的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我想首先抓住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正方”多篇文章中都引以为据的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理解问题，来作一个基本的澄清。该问题在郭齐勇先生为文集所写的“序”中一开始就作为“古希腊哲人与我国孔子在‘亲亲互隐’的问题上有一致性”的重要证据之一提出来了（见第2页），并在郭齐勇与龚建平的《‘德治’语境中的‘亲亲相隐’》（第46、48页）中，以及在杨泽波的《腐败还是苛求？》（第102页）中得到了强化论证。如杨泽波先生说：“早在古希腊就存在着‘容隐’的观念。游叙弗伦告发父亲杀人，遭到苏格拉底的非难，这反映了古希腊社会有主张为亲属隐罪的观念。”他由此认为“亲亲相隐”是一个自古以来中西文化皆认可的正常观念，决不可能与“腐败”有任何牵连。他还承认，这方面的情况他是由郭齐勇在一次会上向他介绍了范忠信先生的研究成果而获悉的，并受到“很大启发”（见第101页注3）。显然，他和郭齐勇先生都并没有自己去查一下《游叙弗伦篇》的原文，而只凭道听途说就得出了孔子和苏格拉底同调的结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读摩罗的“自审”
近读刊载于《书屋》今年第六期上摩罗的《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耻辱者手记〉第二版序言》，颇有“真相大白”之感。摩罗最近的《中国站起来》一书，引来学界一片质疑声，历来在人们心目中作为启蒙思想的自审先锋的作者，也顿时变身为一位当代气功大师，这位大师最拿手的表演是，对轮椅上的瘫痪病人大喝几声“站起来！站起来！！”就能够起死回生，让病人顷刻康复。但摩罗这篇文章真实地揭示了他从《耻辱者手记》向《中国站起来》“华丽转身”的思想历程，倒使人们猜到了他灵魂深处的某种隐秘结构，很是值得研究。
《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主义文学对谈录》跋
2009年夏天，我利用赴北京开学术会议的时机，实施了我和妹妹残雪策划已久的一次关于文学和哲学的对谈。谈话是在残雪家里进行的，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外，一直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三夜，由残雪的丈夫、我的妹夫鲁庸做了全程录音。就一个话题进行的如此马拉松式的对谈，我和残雪都从来没有过，两人都感到很累，但都很愉快，认为就问题本身来说，这种讨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话题也相当广泛，涉及到中西哲学和美学、文学，中西文化比较，宗教和无神论和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心理，作家、评论家和欣赏者的心灵结构或层次，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信仰与生命的关系，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和一般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人类起源和艺术发生学，艺术与认识的关系，艺术创造中的理性精神，感性直观和知性直观，音乐、美术和文学，日本和欧美文学评论家与残雪文学观的分歧，当代世界文学的现状和出路，残雪文学观的创新和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