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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承认这种设想在目前情况下也有其弊病，就是给那些本来就决意徇私情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但不能因此就把所有的导师都限制在行政部门的规定中，而应当从别的方面对不称职的导师和他们所招进来的不合格的博士生建立一种淘汰机制和处罚机制。但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当前的改革中最缺乏的。连高层干部携巨款外逃都监督不了，又如何能监督区区一个博士生是否合格？一个“博导”是否“水稻”？尽管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为了防止徇私（何况根本防止不了）而压制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如大力鼓励人才的自由竞争，使那些通过不正当关系进到学术圈中来的庸才最终自然落败。

所以我认为，杨先生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除了在具体论断和结论上作出了多方面的开拓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对“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但又极难掌握的方法的具体运用作出了一个生动的示范。

梁先生是我在德文哲学文献翻译上的第一篇处女作康德《实用人类学》译稿的审稿人。记得当年（1986年）接到梁先生寄回给我的经过批改的译稿和充满鼓励的回信时，感激和钦敬之情难以言表。梁先生的字迹清秀而严整，包括信封上的字都一笔不苟，几乎可作“硬笔书法”的范帖，令我深感惊异。这种字只有心气极为充盈的人才写得出来。梁先生作为前辈名家对我的点拨使我在翻译技巧上茅塞顿开，更重要的是，他的严肃认真的学问态度给我的示范是我终生难忘的。

近读河南张志伟先生《是与在》一书，有眼前“豁然开朗”之感。作者用西方语言中的“是”与“在”之混淆不分来诠释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凭借逻辑理性宰割现实存在的科学主义传统，并以海德格尔的“在”来瓦解“是”的霸权统治，这是我所读到的近年来“在”派对“是”派的最强有力的回应。作者所面对的两个强劲对手，一个是以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另一个是以德里达或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前者，他解决得干净利落。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把逻辑和经验当作一个命题有无意义的唯一标准。作者问道：“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以此为标准来判定语言是否有意义呢？⋯⋯难道这种选择本身的存在还有什么实证的可能性吗？”“判定意义的标准本身就属于意义（价值）范畴，而不属于经验或逻辑的范畴⋯⋯因为这种意义是不可证实的，正如‘理念’、‘绝对’、‘精神’等等一样是不可证实的”。选择意义标准的那个标准肯定不属于逻辑上的“是”的问题，而属于现实中的“在”的问题。

虽然事情如此荒唐，但为了以正视听，我们且与这篇匿名文章（以下简称“《办》文）的作者计较一番。纵观《办》文，尽管指天发誓为本案的主要责任人陶德麟的道德品质担保，并列举了九条理由来为这次评奖辩护，但细究起来，没有一条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故意东拉西扯、避重就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法却十分拙劣。且待我们逐条来进行澄清。

近些年来，学术界的各种丑闻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广大读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的腐败正在向着神圣崇高的学术领域长驱直入，这样下去，我国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实在堪忧。例如，今年湖北省社会科学（1994—1998年）优秀成果奖（政府奖）的评奖活动、尤其是其中的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奖活动，就是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体现了搞学术腐败的典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