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刚才郭永玉老师说的有些过奖了。我搞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但实际上呢，都是停留在还未进一步深入的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有些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在国内中西文化的比较这方面，也有些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引起一些讨论和争议。那么今天开始这个系列讲座，就是关于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是我关注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话题。我今天打印的这个稿子，是根据1988年的一个初稿。1988年我在第一页上面还写了，就是从2月14号开讲，到今天已经21年了，讲过8次，当然作了很多修改。因为，毕竟二十多年了，有些思想有所改变，有所发展，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历程起了很大的变化。

本书是邓晓芒教授讲座实录，用漫谈式的语言重点讨论了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视角和方法，详细展示了中西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按照真、善、美的话题进行逐个分析，是近年来他对这些问题研究和思考的心得。他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模式、心理模式是大不一样的，西方更注重理性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他分别从中西文化产生的土壤、中西对“真”的理解（包括真实和真诚、知、理）、中西对“善”的理解（包括幸福、合目的性、至善）、中西对“道德”的理解（包括自由意志德行、法），中西对“人生”的理解和中西对“美”的理解等方面来厘理清西方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深层次的含义。他提出中西文化心理问题也就是国民性问题，因此，本书谈的并不是纯粹学术性和考证性的问题，而主要是思想性的问题，每个问题都非常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

提起“悲剧”，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一般的理解就是所谓“苦情戏”，就像《窦娥冤》之类，以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来博取观众同情的眼泪。至于为什么这种既不能赏心悦目又不能振奋人心的戏剧还有人去观赏，大概是因为看到剧中人物的悲惨遭遇，观者会有种安慰，一是感到世上受苦的人不止我一个，二是觉得我受的苦不算什么，还有比我苦得多的人。这样一种共情的心理就使得我们日常的苦日子显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即思辨幻想的双重冒充：既把意识冒充为感性的现实或生命，又把现实世界冒充为绝对精神（上帝）的外化。马克思则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扬弃了这两种异化形态，其中所采取的三个视角是感性的视角、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和否定性的辩证法的视角，它们都是由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中引出来的，从而使感性与共相（语言）、自我意识和上帝的双重颠倒关系得到克服，又使唯心主义形式下的辩证法的理性之维得到拯救。这就提示了一条立足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之上来重建形而上学的道路。

从“语言学之后”（Metalinguistics）出发，把语言的三种句法即陈述句、使动句（命令句）和感叹句归于求真、求善、求美的三种自由形态，并对其中的陈述句的语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三种语气：其一肯定句和否定句是科学所追求的目标，被视为最基本的知识形式，但西方基于肯定句来证实，并借否定句来证伪（波普尔），中国道家则基于否定句而解构肯定句（有生于无），直至反语言（“道不可言”）；其二，疑问句和反问句均可看作陈述句的否定形态，前者是处于对话（问答）中的陈述句，后者是加强版的陈述句，中西对此各有不同的思路和风格；其三，虚拟句则可看作陈述句的否定之否定形态，它揭示了一切语言的本质结构都是隐喻结构，构成创造性的“自由之家”，是求真、求善、求美的起点，并由此从陈述句向命令句和感叹句过渡，汉语在这方面以原生态蕴含有最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去挖掘。

德里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其文字是“非哲学的”，正好可以用来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霸权。他从中文中分析出来的主导因素是象形或“痕迹”，它超越语音特权而集中展示了语言的本质结构即不断地“替补”和“延异”，由此而保持了语言的创造性活力而不被“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所固化和僵化。但德里达未料到，中文这种非本体论的文字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即“伦理学之后”。这种无知导致德里达堵塞了打通中西形而上学而进入到更高的形而上学即“语言学之后”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