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人们通常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相互分立或只有表面关联的来源，很少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贯通。事实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从实践唯物论的角度，通过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体系、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空想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一个有机的整合，指出这三个部分不过是所谓“感性活动”即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层次和意义上的体现而已，从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基点。

这本书收入了本人十年来所出版的三本相关于文学和文化的小册子，它们是：《灵之舞》（1995年）、《人之镜》（1996年）和《灵魂之旅》（1998年）。这几本小书自从出版以来，虽然早已经脱销，却没有再版过。我理解，时代的喧嚣使当今已经不多的读书人眼光常常只盯着那些披上诱人新装的作品，而无暇顾及已经“过时”（流行的说法是“过气”）了的东西，哪怕对这些东西人们并不了解；出版社考虑的则只是赚钱，当然也不能不如此。

虽然顶着“国内康德研究第一人”的耀眼光环，但是现实中的邓晓芒却十分低调。他自称“我的生活都是理性安排的”。论战中的君子之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生活作息的规律，都透露出其强大的理性思维。同时，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并称对哲学的兴趣就是“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爱文学，爱家人，爱锻炼，一度还痴迷于雕塑与美术，他的生活热情与冷静外表形成鲜明反差，正如朝阳，光芒鲜亮却保有一份清凉。

当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虚伪性时，已经不再能够找到现成的人文精神来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了。我们必须自己去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几个聪明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巨变作为基础和触媒的。当前的改革开放向一整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历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本身还不是成系统的人文精神，但却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因而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可能性。所以当今知识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划脚，用既定的一套观念体系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投身于这个潮流之中，为之开道，并运用自己的所学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适应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提供思想依据。可惜今天意识到自己这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更加荒唐的是，许多人还把从一个固定基点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横加指责当作自己的责任。

如果说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给当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的话，那么他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所引起的关注在通俗的层面上甚至还超过他的科学哲学。但是，在他把科学“证伪主义”转用于政治学领域时，他的科学主义所带来的偏颇是非常明显的。作者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重点针对“极权主义”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尖锐的批评，常常不是流于表面，就是没有切中对象。即使撇开那些情绪化的因素不谈，书中的许多学理分析本身也很难说是真正“科学的”。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的确为其观察对象之细致，提出问题之敏锐及知识之渊博而惊叹，并颇感译者之不易（如大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译名都不是在一般词典上找得到的）。有许多观点我是赞同的，特别是关于个人生活（包括宗教生活）本质上的社会性的观点，虽然我认为他对社会的人的自我超越性（自由自决）估计不足。他对斯宾塞、泰勒、弗雷译和杰文斯等人的多少带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偏见的宗教观的批判也令人击节。在更深层次上，他把人类认识的逻辑规范和各种范畴（时空、力、类、因果性、实体等）在起源上与人类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宗教联系起来，具有震聋发聩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