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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包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而应是高于这两个较为具体的问题的更一般的问题，即思维是“如何”与存在相关的问题。恩格斯反驳不可知论不需要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我们在实践中的感性体验是一个终极的“明证性”的呈现。实践论的真理观是对符合真理论的扬弃，它立足于“直接真理论”。实践之所以能成为真理的标准，首先并不是由于它是主客观的中介，而是由于在主客观分化之前它本身就已经是真理的直接涌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点中的现代性因素，它是我们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为崭新的现代哲学的一个生长点。

在康德看来，宗教哲学是以道德哲学作为基础的，要用道德解释《圣经》，而不要用《圣经》来解释道德，道德是独立的体系，它不需要宗教本身就能够成立，所以康德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他竟敢认为道德不需要宗教也可以独立地成立。而道德在康德那里是实践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不需要信仰就可以成立。道德先于宗教，道德独立于宗教，道德是最基本的，但是道德一旦建立起来，通过理性的推理必然会导致宗教。这又是康德的一个观点。由此得出结论，要考察宗教的原理。必须首先讨论道德。

我们今天，想讲一讲辩证逻辑的本质。这是发表在1994年的《逻辑与语言学习》第六期上面的一篇文章《辩证逻辑的本质之我见》，当时是张建军当主编，他是研究辩证逻辑的。我这篇论文的题目本来叫作《论辩证逻辑的本质》，他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但是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就说要把题目改一下，改成《辩证逻辑的本质之我见》，表示只是一种观点、一种意见而已，不能够称之为辩证逻辑的本质。那我就让他改吧，反正作为一种观点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辩证逻辑的本质应该这样理解，没有别的理解。当然一谈到辩证逻辑，马上就涉及辩证法跟逻辑的关系，辩证法变成一种逻辑，或者逻辑变成一种辩证逻辑何以可能？怎么可能有一种辩证逻辑？一般讲的逻辑就是形式逻辑，就是普通的形式逻辑，那么辩证逻辑跟形式逻辑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中就突显出来了。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什么叫作辩证逻辑，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辩证逻辑跟形式逻辑的关系。

从上面的这些说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辩证法缺乏个体生存论的动力，这是中国辩证法跟西方辩证法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说在生存动力方面辩证法所反映出来的，在西方，至少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就已经表现出了一种自我否定、一种冲动、一种个体的能动性，就是不管周围环境如何，反正我要那样、不愿意这样的一种冲动。而在中国辩证法里面看不出这样一种冲动，相反地，处处要把这样一种冲动化解和压抑下去，这就是它们的根本区别。

我们今天开始讲第四讲了，这次我想讲一下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这也是我1992年在《中州学刊》第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对语言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我想先把这个问题讲一讲。因为讲到方法论，一个是辩证法的问题，再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辩证法本来就是从语言学里面生长出来的一种方法论。比如说辩证法“dialectic”在古希腊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辩论和谈话。dia就是两者之间的意思，lege就是讲话的意思，后来就成了logos。合在一起就是在两个人之间谈话、两个人之间辨析，这个dia、“在之间”，就是在两个人的对话中，要把一些话分辨清楚，通过对话来辨清楚。所以“辩证法”这个词是个外来词，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辩证法”，其实在希腊人那里它本来就是“对话”的意思。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文本发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思想界，包括哲学史界，对方法论的讨论，已经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以现代、当代的眼光回过头去对以往的那些观点加以反思，我们可以得出新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包含在了比如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方法论的思想里面，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明确地把它阐明出来。真正把它明确地阐明出来需要后人自己创造性的努力，这个意义才得以生成。所以，解释学的原理就是，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地摆在那里的东西，但这一层我们往往体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