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我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所初步建立的新实践论美学，有一个更加简明的称号，这就是“传情说”的美学。这是因为，我把人类的实践活动视为一种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活动，而其中的精神活动中天然地包含有情感的传达这一维度。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借助于这一维度从生产劳动中异化和独立出来的历史过程，我建立起了围绕情感传达为中心的一整套美和艺术的原理。我曾把自己的美学体系建立在这样三个“传情说”的定义之上：1．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它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美感；2．人的情感的对象化就是艺术；3．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这三个定义是我们理解一切人类审美现象的基本框架，并且它们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其实只是同一个定义的三个方面。所有这些定义中的“对象化”一词，都是来自实践本身的现象学结构：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在这样一种现象学的理解中，实践论美学首次克服了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局限性，把在李泽厚的旧实践论美学那里互不相容的“工具本体论”和“情感本体论”的二元对立扬弃了。

本文副标题中的“再解读”三字，表示我对海德格尔解读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一种反思和“视野融合”，并没有否定海德格尔的解读的意思，而是试图从中阐发出一种隐藏的含义。当然，这种含义也许是海德格尔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但它有可能暴露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深刻矛盾的根源。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许多地方都涉及到黑格尔，而在这些涉及到黑格尔的地方，表扬的话比批评的话更多。然而，就黑格尔辩证法而系统地、完整地分析和评价黑格尔的，要首推他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该文是海德格尔1942～1943年为他举办的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班所做的报告，1950年被收入《林中路》在法兰克福出版，后编人《全集》第5卷。在该文中，海德格尔逐段地、在一些地方甚至是逐字逐句地梳理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的十六段文字，进行了一种表面看来严格按照文本、实际上是“六经注我”的诠释。这些诠释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把黑格尔在这个导论中相当系统地发挥出来的辩证法，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辩证法，以及体现为“意识的经验科学”的概念的历史进展的辩证法，全面扭曲为某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视为他自己的“基础存在论”的一种不成熟的表达。

文章在肯定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成绩的前提下，针对一些重要的论述提出了五个疑问：普罗塔哥拉是“感觉主义者”吗？高尔吉亚的“逻辑混乱”吗？柏拉图的idea是“相”吗？什么是《巴门尼德篇》中的“矛盾”？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怎么会“倒转”？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作者尝试性地作了解答，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可以把中西怀疑论的差别归结为两个最主要的方面：西方的怀疑精神是一种内心向外努力追求的方式，力求证实而不得，导致知识的扩展、精神的痛苦、信仰的超越和理性的独立；中国古代怀疑论则是用来保持一种固有的内心无所外求的宁静状态的，导致知识的萎缩、自欺的乐感、虚无的沉沦和人格的解构。西方怀疑论遵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般逻辑程序，对西方人的思维能力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锻炼和激发；中国传统怀疑论则诉诸直接在场的体验，在混沌、恍惚、玄妙和沉默中薰陶着中国人对审美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随处都能引发情感和审美情绪的民族特色。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动的时代。戊戍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清了旧的封建王朝的腐朽本质，酝酿了世纪初从思想文化上彻底摒除传统模式、寻求新思路的巨大震荡，一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西方列强即将肢解这个数千年文明古国的危机的压力下，为民族生存探索一条拯救之道的忧世情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地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梁启超、严复等人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大量引进，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身体力行，及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的浪潮。正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激进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人如饥似渴地引进到中国的思想界，并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实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