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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批评卢梭用契约论来处理国家政治问题是把国家公权力错置于私人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以“众意”来充当“公意”或“普遍意志”，认为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悲剧的理论上的原因。但黑格尔误解了卢梭的公意，卢梭的公意有其哲学基础，他对公意和众意做了区分，并清醒地认识到由公意所建立起来的完美的民主制只能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只是用来促使现实国家政治生活在众意的行使中日益趋向接近的标准，但这一点并没有被法国革命的理论家和黑格尔所理解，卢梭并不能为法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卢梭的公意除了有理性的根源外，还有公民宗教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尚和习惯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公意只有凭借理性和信仰的双管齐下才能对公民社会的建立和运行产生有效的影响。厘清卢梭的这一套以公意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法治社会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德将道德的实践法则称为“理性的事实”，引起了两种误解，要么把它混同于经验的事实，要么把它混同于理论的事实。其实Faktum一词有“做”和“事”双重含义，是作为能动活动的事实，它的实践法则和它的有效性是同一的、不受经验限制的，康德在《论俗语》中阐明了这个道理。后世胡塞尔、海德格尔的Faktizität正是立足于这种同一性的直接明证性来展开现象学的视野，“回到事实本身”不是回到经验，而正是回到“实际性”。这一理解也影响到萨特和哈贝马斯，是整个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概念。

陈乔见博士在其《“儒家伦理新批判”的贫困》一文中对笔者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尤其是其中的“序言：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及“对一年多来这场争论的总结性回顾”进行了反驳，这些反驳充满着误解和谬见。他对儒家与现实生活（包括个人遭遇）的关系的理解很成问题，他对笔者提出的“文化模式”的比较的评析也是误读，他对儒家义理或西学经典的解释暴露出更多的逻辑盲点，而他对笔者的“总结”所做的“总结”则表明，他根本没有对问题的方方面面加以通读，更未加以深入思考。

本文通过对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私人生活》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当代女性文学由于缺乏真正的个体人格独立和人道主义的大背景，而被误置为一种消解女性、最终消解个性的文学，由“先锋”而落入了《红楼梦》式的传统陷阱。

近读黄展骥、马佩二位先生连续发表在《人文杂志》和《哲学动态》上的几篇论争文章，很有兴趣。但同时感到，双方的观点都需要作些澄清，否则难免越争越糊涂。本文打算先解开双方已纠缠在一起的几个最主要的“结”，然后再作一些正面的论证，以就教于二位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个民族的神话，通常蕴含着民族性格的最深刻的萌芽，它一直影响和支配着民族精神后来的一切发展。本文试图对中国神话与日本、希腊、犹太神话在“创世纪”问题上的异同，作一个类型学上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