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精神比较
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不仅仅局限在哲学、历史方面，还涉及到审美意识和艺术方面的一些区别，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几乎是从根子上所不同的格局。所以，今天的讲座我想主要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谈谈我对中西艺术精神的思考。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再版后记
本书初版已有六年多了，反响似乎还不错。有位作中国哲学的老师对我说，他受益最多的就是这本书，这是最让我高兴的。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通过引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而在中西比较中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而如果有治中国哲学的学者能够从中获益，这无疑是这一目的的最高层次的实现。回想二十年前，当我写《思辨的张力》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种悲观，认为要让中国人接受黑格尔他们那一套思辨性的方法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头牛，本来是吃草，你要让它喝汽油，怎么可以！但现在，我发现世界已大为不同，年轻一代起来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很少受传统的束缚，而敢于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几乎可以肯定，我的书的读者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人，而且以在校大学生居多，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三十年前相比以及与中国几千年传统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是真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自然经济悄然解体的时代，是大学扩招、农民工大批进城的时代，是互联网大行其道、势不可当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那些《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的老古董无可奈何地沦为了笑料，中国人在思维模式上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变革。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后记
本书是在我2006年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的讲课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常常拖堂到近四小时，一共讲了16次。在编辑出版本书时，有两讲没有收入进来，一次是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由于当时录音未能录上，没有留下资料；另一次是谈中西怀疑论的比较的，由于考虑到不想使本书篇幅太大，而且该讲演在别的地方作过多次并已收入到了其他文集，为避免重复，删掉了。于是还有十四讲，它们都是根据我以往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而作的讲演。其中“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一讲也已收入其他文集，但由于它与方法论的关系十分密切，为展示我的有关方法论的思想全貌，这次在这本专门谈哲学史方法论的文集中又再次收入了。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今天给大家讲方法论的最后一讲。这次要讲的是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原来发表过一篇《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八大文化错位》，那是在2001年的《福建论坛》上发表的，后来又加了两个文化错位，加了有两千多字吧，所以就把它整理成一个十大文化错位，成为在2002年武大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了《世界哲学》2002年的增刊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的奥地利汉学家雷立柏博士（LeopoldLeeb）看到了，十分欣赏，征得我的同意把它译成了德文，发表在德文杂志《今日中国》2003年第22卷上。这篇文章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反省我们中国一百年以来引进西方哲学、引进西方文化的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引进西方哲学。我们在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文化错位。这里列举了十个方面的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例子，试图要厘清我们在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一些误解、一些误读。我认为如果把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清除了，对我们今后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局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开拓。因为这十个方面是非常普遍的，而且非常地阻碍我们对西方哲学一些基本的概念研究。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一种反思。中国百年以来，西方哲学传进来经过了不短的历程。那么要反思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对西方哲学的消化，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专门来加以探讨。这就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为在文化的传播和解读中，“先见”或者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先理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异民族文化因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先见，才能够得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过程中，在一定的时候，他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先见，老是原来那种固定的成见。你经过一百年的接触以后，应该回过头来铸造一种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讲“视野融合”嘛，现在视野已经在逐渐融合，所以你必须把西方的视野也吸收进来，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先见进行反思，进行一番检讨。
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今天的方法论课我给大家谈一谈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这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缘起是2004年，我和杨祖陶老师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经出齐了，而且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有的人就说，你能不能谈一点这个翻译过程中的体会，有些什么感想，有些什么翻译方面的经验，或者教训？我想了一下，就写了这篇文章，“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主题就是“让哲学说汉语”，这样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以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像我这样的理解还没有人提出。“让哲学说汉语”，好像以往的“哲学”都没有说汉语，都是说的英语或者德语，现在要让哲学说汉语，这涉及一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我认为是个假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只要把哲学这个概念澄清或者定下来就不存在。看你把哲学定义为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定义为一般的智慧、聪明——有人不是说哲学就是“聪明之学”吗？至于聪明之学，那人都有聪明，人比动物聪明，所以凡人都有哲学——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中国人当然有哲学，不光中国人有哲学，越南人也有哲学，朝鲜人也有哲学，蒙古人也有哲学，凡是人都有哲学，这不存在中国哲学是不是“合法”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哲学”从聪明这个层次提升到更高，比如说智慧，有的人说哲学是“智慧之学”，那当然中国人有智慧，四大文明古国嘛，文明古国之所以超出那些未开化的民族，就在于它的智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