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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一种反思。中国百年以来，西方哲学传进来经过了不短的历程。那么要反思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对西方哲学的消化，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专门来加以探讨。这就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为在文化的传播和解读中，“先见”或者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先理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异民族文化因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先见，才能够得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过程中，在一定的时候，他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先见，老是原来那种固定的成见。你经过一百年的接触以后，应该回过头来铸造一种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讲“视野融合”嘛，现在视野已经在逐渐融合，所以你必须把西方的视野也吸收进来，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先见进行反思，进行一番检讨。

今天的方法论课我给大家谈一谈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这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缘起是2004年，我和杨祖陶老师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经出齐了，而且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有的人就说，你能不能谈一点这个翻译过程中的体会，有些什么感想，有些什么翻译方面的经验，或者教训？我想了一下，就写了这篇文章，“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主题就是“让哲学说汉语”，这样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以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像我这样的理解还没有人提出。“让哲学说汉语”，好像以往的“哲学”都没有说汉语，都是说的英语或者德语，现在要让哲学说汉语，这涉及一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我认为是个假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只要把哲学这个概念澄清或者定下来就不存在。看你把哲学定义为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定义为一般的智慧、聪明——有人不是说哲学就是“聪明之学”吗？至于聪明之学，那人都有聪明，人比动物聪明，所以凡人都有哲学——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中国人当然有哲学，不光中国人有哲学，越南人也有哲学，朝鲜人也有哲学，蒙古人也有哲学，凡是人都有哲学，这不存在中国哲学是不是“合法”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哲学”从聪明这个层次提升到更高，比如说智慧，有的人说哲学是“智慧之学”，那当然中国人有智慧，四大文明古国嘛，文明古国之所以超出那些未开化的民族，就在于它的智慧比较高。

我们下面来讲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这也是发表在1995年《场与有》的第二辑上的一篇文章。《场与有》这个辑刊是由美国学者唐力权先生资助，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不定期刊物。唐力权先生从中国的《易经》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结合中，产生了他自己的“场有哲学”。他把“场”和“有”，利用现代物理学的“场”的概念，和哲学中的“有”也就是“存在”、being的概念，结合起来，建立了他的“权能场有”的概念。权能就是Power，他认为从《周易》的思想里面可以引出现代的“场”和“能”以及怀特海的过程。他这些想法在国内引起了一些反响，一些搞中国哲学的，特别是一些搞自然科学的学者都纷纷表示这种视角和取向值得肯定，而且与国内一些研究哲学的人的想法相吻合。比如说罗嘉昌，他本来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对哲学很关注，他就提出了一种“关系实在论”。

中国传统正义观除了昙花一现的墨家外，主要是儒家对“义”（義）的宣扬和阐释，它相对于“仁”更偏重外在的制度设计，但其根源在于内心情感上的“合宜”，是立足于自然亲情之上的天经地义的等级关系（礼）。与此相对照，古希腊的“正义”（dike）的特点，一是强调公平或一视同仁；二是强调对不公平的惩罚，不徇私情；三是在人间正义和神的正义之间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使人间正义带上了神圣性，并承认从神圣正义的高度可以对人间正义的不足进行批判或纠正；四是由理性所建立起来的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理治”是古希腊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些特点为西方现代民主制提供了最原始的基因，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传统的“义”的思想的根本区别。

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初所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只在表面上得到了思考，然后就进入一个对西方最新思潮“追新赶后”的时期，直到本世纪，这一问题才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在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做整体性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三大优势，即在康德哲学方面：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本主义的伦理视角、保守主义的超验理想；在黑格尔哲学方面：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现实感、作为自由逻辑的三统一辩证法、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精神的内在发展的全面洞察。他们各自的优势就是对方的劣势，可以形成互补，而且不论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需要而言，我们今天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包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而应是高于这两个较为具体的问题的更一般的问题，即思维是“如何”与存在相关的问题。恩格斯反驳不可知论不需要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我们在实践中的感性体验是一个终极的“明证性”的呈现。实践论的真理观是对符合真理论的扬弃，它立足于“直接真理论”。实践之所以能成为真理的标准，首先并不是由于它是主客观的中介，而是由于在主客观分化之前它本身就已经是真理的直接涌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点中的现代性因素，它是我们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为崭新的现代哲学的一个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