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修斋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凝聚着先生毕生研究和探索结晶的这部论文集，向世人展示了一位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虽九死而未悔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论文集正是解放以来我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学术良心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极好的典型，它对于若干年后人们研究这半个世纪中国学者的内心世界究竟在何种问题上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真诚，具有十分难得的历史价值和代表性意义。由于段德智教授在“选编者的话”中对论文集的文章逐篇作了极为清晰而精当的评述，本文不打算再就先生的各种学术观点进行全面和具体的讨论，只想就这些观点之所以展开、并由一种哲学史研究上升为一种哲学思想的最内在的契机，作一点不同角度的考察。

邓晓芒教授原来是下放我们白水的一名三中的初中生。他和我们广大知青的坎坷经历一样，1974年病退回城以后，经过他自己苦读，多年努力拼搏，于1978年直接考研究生。分数那是高分，应该是被录取的。由于当时的政治空气还没有解冻，不予录取。1979年迎来了政治的春天，他终于考取了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导师。在哲学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而且在国内外卓有建树。

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同舟共进》蒋保信采访）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人类学家巴霍芬在其1861年出版的《母权论》一书中，引用了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中的一段故事：远征特洛依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凯旋归来，却被其妻伙同奸夫谋杀，其子俄瑞斯忒斯为报杀父之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遭到复仇女神依理逆斯的追究。在法庭上，阿波罗为俄瑞斯忒斯辩护，说他的罪行远不如他母亲的严重，因为他母亲既杀死了他的父亲，又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依理逆斯女神则为其母辩护，理由是：她和她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关系。最后法庭投票结果是各占一半，雅典娜作为审判长，投了俄瑞斯忒斯一票，宣布他无罪。巴霍芬认为这一故事象征着母权制的颠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提到了巴霍芬这一论述，并称他的新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解释”。

邹元江把建立于童子功基础上的程式化的“意象聚合”视为中国传统戏曲审美意识的最根本的特色，认为西方20世纪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戏曲界造成了持久的文化错位，梅兰芳在艺术实践上之所以还能取得某些成功，正是因为他不自觉地化用了西方戏剧理论的某些提法，其实仍然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审美原则之上的，当他死板地完全按照西方戏剧理论的要求来“革新”中国传统戏曲时，则遭遇到了失败。虽然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点主要在于形式本身的流光逸彩，但以童子功的方式所固定下来的一套程式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因为同一些传统戏曲题材的内容早已固化为心照不宣，人物的性格情感也已变得定型化和模式化，这样才形成起来的。这套形式如果完全脱离了剧中人物的性格情感而卖弄起纯粹的技巧来，它就变成了僵死的空洞形式。中国传统戏曲最初还是很重视打动人的情感作用的，这并不是斯坦尼的专利。必须从这一源头解释梅兰芳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斯坦尼的情感体验说。人类艺术毕竟有一些东西是共同的，梅兰芳的成功与其说是受到了西方艺术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是实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现象学还原”。在新文化运动和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刺激下，梅兰芳等一大批艺人在更高层次上（即在普遍人性的层次上）复活了古人寄托于表演技巧之上的情感体验原则，但又不离乎他们基于童子功训练的表演程式，这构成了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