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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巴霍芬在其1861年出版的《母权论》一书中，引用了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中的一段故事：远征特洛依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凯旋归来，却被其妻伙同奸夫谋杀，其子俄瑞斯忒斯为报杀父之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遭到复仇女神依理逆斯的追究。在法庭上，阿波罗为俄瑞斯忒斯辩护，说他的罪行远不如他母亲的严重，因为他母亲既杀死了他的父亲，又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依理逆斯女神则为其母辩护，理由是：她和她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关系。最后法庭投票结果是各占一半，雅典娜作为审判长，投了俄瑞斯忒斯一票，宣布他无罪。巴霍芬认为这一故事象征着母权制的颠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提到了巴霍芬这一论述，并称他的新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解释”。

邹元江把建立于童子功基础上的程式化的“意象聚合”视为中国传统戏曲审美意识的最根本的特色，认为西方20世纪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戏曲界造成了持久的文化错位，梅兰芳在艺术实践上之所以还能取得某些成功，正是因为他不自觉地化用了西方戏剧理论的某些提法，其实仍然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审美原则之上的，当他死板地完全按照西方戏剧理论的要求来“革新”中国传统戏曲时，则遭遇到了失败。虽然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点主要在于形式本身的流光逸彩，但以童子功的方式所固定下来的一套程式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因为同一些传统戏曲题材的内容早已固化为心照不宣，人物的性格情感也已变得定型化和模式化，这样才形成起来的。这套形式如果完全脱离了剧中人物的性格情感而卖弄起纯粹的技巧来，它就变成了僵死的空洞形式。中国传统戏曲最初还是很重视打动人的情感作用的，这并不是斯坦尼的专利。必须从这一源头解释梅兰芳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斯坦尼的情感体验说。人类艺术毕竟有一些东西是共同的，梅兰芳的成功与其说是受到了西方艺术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是实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现象学还原”。在新文化运动和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刺激下，梅兰芳等一大批艺人在更高层次上（即在普遍人性的层次上）复活了古人寄托于表演技巧之上的情感体验原则，但又不离乎他们基于童子功训练的表演程式，这构成了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综合。

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不仅仅局限在哲学、历史方面，还涉及到审美意识和艺术方面的一些区别，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几乎是从根子上所不同的格局。所以，今天的讲座我想主要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谈谈我对中西艺术精神的思考。

本书初版已有六年多了，反响似乎还不错。有位作中国哲学的老师对我说，他受益最多的就是这本书，这是最让我高兴的。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通过引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而在中西比较中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而如果有治中国哲学的学者能够从中获益，这无疑是这一目的的最高层次的实现。回想二十年前，当我写《思辨的张力》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种悲观，认为要让中国人接受黑格尔他们那一套思辨性的方法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头牛，本来是吃草，你要让它喝汽油，怎么可以！但现在，我发现世界已大为不同，年轻一代起来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很少受传统的束缚，而敢于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几乎可以肯定，我的书的读者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人，而且以在校大学生居多，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三十年前相比以及与中国几千年传统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是真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自然经济悄然解体的时代，是大学扩招、农民工大批进城的时代，是互联网大行其道、势不可当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那些《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的老古董无可奈何地沦为了笑料，中国人在思维模式上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变革。

本书是在我2006年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的讲课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常常拖堂到近四小时，一共讲了16次。在编辑出版本书时，有两讲没有收入进来，一次是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由于当时录音未能录上，没有留下资料；另一次是谈中西怀疑论的比较的，由于考虑到不想使本书篇幅太大，而且该讲演在别的地方作过多次并已收入到了其他文集，为避免重复，删掉了。于是还有十四讲，它们都是根据我以往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而作的讲演。其中“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一讲也已收入其他文集，但由于它与方法论的关系十分密切，为展示我的有关方法论的思想全貌，这次在这本专门谈哲学史方法论的文集中又再次收入了。

今天给大家讲方法论的最后一讲。这次要讲的是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原来发表过一篇《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八大文化错位》，那是在2001年的《福建论坛》上发表的，后来又加了两个文化错位，加了有两千多字吧，所以就把它整理成一个十大文化错位，成为在2002年武大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了《世界哲学》2002年的增刊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的奥地利汉学家雷立柏博士（LeopoldLeeb）看到了，十分欣赏，征得我的同意把它译成了德文，发表在德文杂志《今日中国》2003年第22卷上。这篇文章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反省我们中国一百年以来引进西方哲学、引进西方文化的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引进西方哲学。我们在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文化错位。这里列举了十个方面的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例子，试图要厘清我们在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一些误解、一些误读。我认为如果把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清除了，对我们今后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局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开拓。因为这十个方面是非常普遍的，而且非常地阻碍我们对西方哲学一些基本的概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