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灵魂的苦药

有一种在国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常见的看法,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本主义色彩较浓,后期(特别是《资本论》中)则陷入了普遍主义,取消了人(个人)的地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没有根本的改变,一直是以人作为他研究的中心,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他的早期手稿一样,是“经济学—哲学”著作。所以,正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是哲学著作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真正的哲学著作,《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存在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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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化的民族,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连世俗化的理想都已破灭的今天,尤其以赤裸裸的真相摆在人们面前。从上到下,无论走到哪里,人们所看到的都是同一片昏黄的色彩:俗。90年代以来的文艺越来越走向俗:通俗、庸俗、媚俗,包括对“高雅艺术”的呼唤,其实都摆脱不了一个“俗”字(众所周知,京剧原来就是俗得不能再俗的大众艺术)。文学中经过了无数次魔幻、先锋、现代等等的尝试之后,人们发现最走俏的仍然还是“现实主义回归”的作品,甚至是“隐私文学”和“反腐题材”之类的“报告文学”。看来要使中国人脱离现实世俗生活的土地而上升到纯净的精神生活(纯信仰、纯理想、纯文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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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历史?在常人的眼中,历史学家都是研究故纸堆的,过去了的事情,你研究得再好,也是“事后诸葛亮”,无补于当今现实。所以历史往往被人们视为史料的堆积,记忆的碎片,虽然有助于人们获得某种历史的“教训”,其实却很少有人吸取这种教训,因为人人知道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的,再多的教训也挡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和“再试一次”的渴望。在这种理解之下,对历史是不能作假设的,以往的历史毫无意义。或者顶多有点修辞学上的意义,为了说明今天不好说的某事,而拿历史上的某事来比附,这就是“影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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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站在“新实践美学”的立场,认为在何谓实践、何谓超越、何谓生存、何谓审美这些事关美与审美的根本问题上,新实践美学既与李泽厚等的实践美学有别,又与杨春时等的后实践美学不同。新实践美学坚持“美是人对自身的确证”,“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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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邓晓芒教授2016年8月30日在人文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进行了以《诗与远方》为题的讲话,他认为人的本质是诗,而诗在远方,人要在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中寻找灵魂的出路,以此寄语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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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王国维以来,中国的美学基本上是输入、采取了西方美学的模式。1949年解放以后,又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美学的模式来思考。今天,在面向21世纪来思考我们的美学的建设时,我以为应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深入地研究、开掘中国人自己的有悠久历史的美学宝库,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融会中西美学,建立在体系、结构、范畴、原理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美学,为世界美学的发展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自20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与艺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只从一般的理论上抽象地研究美与艺术是什么,并囿于传统的、已有的各种说法,或简单借取西方现代某种尚待予以批判考察的说法,而要在研究人类社会实践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基础上,大胆设想,勇于创造,回答当代和未来的美与艺术究竟是什么这个现实的、迫切的、重大的问题。美学中历来使用的各种概念、术语也可能要相应地发生变化,融会中西,创造出一些新概念、新术语。此外,美学要大力朝着实证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并注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不要只停留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但同时又不应陷入简单肤浅的经验性的现象描述,并以此自诩,而拒绝对各种重大的本质问题作严密系统的理论思考。美学要倾听时代的呼声,细心观察美与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回答当代人所关注的美与艺术方面的种种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世界的和平、进步、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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