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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标志着中国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转向，即对老庄和玄学家们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从新的立场上作了重释，不再是简单地以道解佛，而是反过来以佛解道。在《不真空论》中僧肇与印度哲学思想的真正对接是，将“有生于无”这一老庄形而上学模型认识论化、“唯识化”。僧肇的“非有非无”作为佛家“第一真谛”是以“无”解“空”，但由于将“无”引申为“不真”，这就不但偏离了道家形而上学的实践性的“无”（“无为”），而且也未能走进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性的“无”（“非存在”），而是引向了佛家信仰的真谛（“不真即空”）。

朱熹是中国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他之后，陆王及其后继者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形而上学的因素，但已不再有真正的形而上学冲动了。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道学最典型地揭示了儒家伦理哲学一旦提升为“伦理学之后”，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比较完善的理论构架，但也暴露了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比较可以大致看出来。本文将考察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在有与无、知与行、言与意这三个最基本的原理上的异同，并将这种比较深入到具体的中西文化差异。

黑格尔的伦理不是自然血缘和情感关系，而是人的法则和神的法则，包括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家庭是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培养独立的公民的，不是忠和孝的关系，而是理性人格的养成。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及兄弟姐妹关系都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相的“尊重”，借此才从自然的类上升到伦理；三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兄弟姐妹的关系，特别是兄弟关系，它走出了家庭，而成为摆脱了自然束缚的自由平等关系，为进入公民社会和承担国家义务做好了准备。在这个层次上，家庭关系体现了伦理实体的一种自我否定的本质。所有这些关系都是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家庭关系和家国关系完全不同的。

近读《学术月刊》1995年第6期刊登的冯契先生的《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感慨良多。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的风风雨雨，似乎忽然间有了一个哲学上的“定格”，它与学问家们在平静的书斋中翻检古籍所写下的心得笔记大不相同，也与教书匠们从各种教科书上东拼西凑弄成的“体系”迥异。应当说，它是一个具有彻底精神的思想家从自己切身的生活中感悟出来的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总看法，因而既具有强烈的个性，同时也真切地表达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内在精神。对于这一点，冯先生是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的。

杨祖陶教授积数十年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结晶、精心撰写而成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最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要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与展现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的思维的逻辑发展进程，揭示其内在必然规律，论证从德国古典哲学走向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的思维逻辑的必然性。像这样的研究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尚属首见。

由青年教授舒远招博士主持、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哲学教研室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是近年来哲学教材改革中的一个可喜的尝试，它既对以往大专院校哲学教材中的基本内容有一定的继承性，同时又更为突出地在体例、编排、思路和一些具体观点上进行了较大革新，纳入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在全书的整体性、逻辑的严密性、思想的思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上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