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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流行的对人的本质定义是“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自从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研究以来已遭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并且尚未找到解释人类起源的更为适当的替代方案。从哲学的高度精确界定人的本质，应该是：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结合现代心理学观点，能够合情合理地系统解释人猿之别、人的直立或手脚分化、语言的产生、人的历史、自我意识的产生和人类精神结构的形成以及人类自由的起源等问题。对人的这一新定义在人类起源和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容纳了当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定义可以兼容，同时也为一种新的哲学视野打开了一扇窗口。

谈到中西法治思想的比较，首先要明确的是从哪个出发点进行比较。我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出发来对中西法治思想进行比较的。我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方面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经讲到过人类学家巴霍芬（研究原始人类学和早期人类学的著名学者），巴霍芬在1861年出过一本书叫做《母权论》，里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希腊远征军的统帅阿伽门侬胜利后回到家里，却被他的妻子伙同她的情夫谋害了。俄瑞斯特斯是阿伽门侬的儿子，他为了报杀父之仇，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那个奸夫。这样一来，他就犯了弥天大罪。复仇女神就向雅典法庭起诉。雅典法庭当时的审判长就是雅典娜。在审判中，阿波罗是为俄瑞斯特斯辩护的。阿波罗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的是理性、文艺和城邦社会的原则。复仇女神代表的是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阿波罗说，俄瑞斯特斯的罪行不如他母亲所犯的罪行严重。他母亲犯了双重的谋杀罪。因为她杀死的这个人既是她的丈夫，又是俄瑞斯特斯的父亲。而复仇女神为俄瑞斯特斯的母亲辩护说，她虽然犯了双重谋杀罪，但是她所杀死的男人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夫妻没有血缘关系嘛，但是，俄瑞斯特斯杀死的人是他的母亲，是有血缘关系的。

学者们历来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讨论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这部分的意义重视不够，认为这只不过表达了黑格尔对这两门早已过时的“伪科学”的繁琐甚至多余的批判，没有看到这两门学问作为黑格尔从“观察的理性”进入到“实践的理性”不可缺少的环节的重要意义。黑格尔认为，面相学实现了人的内在东西与人的实践行动的统一；头盖骨相学的结论“精神是一块骨头”虽然陷入误解，但它毕竟说出了这一带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无限判断的命题，进一步表达了人的精神和外在客观对象的统一，从而为“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本身而实现”的实践理性提供了理解的前提。这种前提，其他自然科学和一般形式逻辑及心理学都是不具备的。只有经过这样两个步骤的统一，观察的理性才终于迈入了实践理性的王国，理性也才从一种科学的旁观成为了能动地改变世界的精神。

本书是一个有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系列讲课录音，时间跨度长达7年，共14个学期。2000年春季学期，我起意要把我在研究生的“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课堂上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逐字逐句的讲解作一个现场录音。该课程我从1989年刚刚取得硕士导师资格时就开设了，当时我开了两门必修课，即“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和“德国古典哲学专题”，分别在上、下两个学期中讲授，但讲课的内容都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实际上是同一门课，这样我就可以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比较连贯和深入地和研究生们探讨一些具体文本和深层含义的问题。10年间我每学期都讲这门课，所以我的研究生要想拿到这两门课的学分，一般必须连续听过两个学期。

根据作者的描述，黑格尔显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者，叔本华则在根子上是一个崇尚自由意志的非理性主义者，他只是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承认理性有服务于非理性的实用价值。这种立场上的根本错位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但恰好在国家法权及其与个人权利的关系这一共同话题上，呈现了两种可以比较的不同风格。在这方面，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论并没有体现出其形而上学的高层次，而是表现出与经验论和合理利己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合流的倾向；黑格尔则是一方面力图将其精神实体从逻辑理念的高处下降到现实的人际关系和财产关系中，另一方面又将个体自由提升到国家主义和国民精神的高度，最终向理性宗教和神学过渡。

该文对黑格尔关于法的正当性和规范性两大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指出围绕正当性问题，黑格尔批评了康德的形式主义以及契约论的经验主义，而对于规范性问题，黑格尔诉诸市民社会和承认理论。作者从黑格尔对康德及契约论者的批判展开讨论这两个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自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解读。作者认为，“对黑格尔而言，道德源于孤立个体的反思，这些个体与其时代中的伦理是对立的”，因而法的普遍规范性必须始终是伦理的“正直”或“德行”（Tugend），而不是道德的命令式和“良心”。然而作者又指出，黑格尔虽然拒绝了康德的形式主义的方案，也批评了霍布斯对契约论的自然状态的解释，但他却与康德“在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上是相互一致的”，又“大量反复地仰仗于《利维坦》的作者”，而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出了承认理论的一种“好战”的版本———这都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还未展开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