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哲学”这个希腊词包含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意思，但又与两方面都不相同。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技术，而是比两者都更高的东西：在知识中它是有预见性、能看出长远效果的东西；在技术中它又是体现出一种境界和层次的东西。因此，它是全面的、最高的知识而不是具体层面的知识；因而它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解决整个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由此观之，它同时又是一种最高级的实践态度和人生境界，而决不是雕虫小技。它包含有道德的和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

据说用“本体论”一词来译西文的ontology的最初是日本学者，由此影响到中国人，“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而中国人则沿用“本体论”一词直到今天，虽然已经有许多人提出这个词不能对应地翻译西方ontology一词，并提供了多种选择，如“存在论”、“存有论”、“是论”、“本是论”等等，但不论他们说得多么振振有词、多么在理，然而一到要一般地谈论西方的ontology时，往往不知不觉地顺从了原来的“本体论”的译法，反而觉得自己所提出的新译法很“别扭”。为什么别扭？无非是觉得在中国语境中，“存在论”和“是论”以及任何其他译法都不如“本体论”那样能够表达一种最高、最根本、最真实的大学问，反而显得像是一种咬文嚼字的雕虫小技。然而，这样一种感觉或语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涉及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了，这就是对经验事物的执着和对语言本身的根本性忽视。我们先来看看这种习惯对中西本体论的起源的影响。

吴疆先生的《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中州学刊》1993年第期），对我发表于《中州学刊》年第期上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提出了商榷。吴先生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也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很愿意就此将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就教于吴先生和学界同仁。

《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刊登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先生的文章：《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以下简称“邓文”）。邓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本文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邓文）因此中国哲学具有反语言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因素始终“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对此结论，本文作者是不敢苟同的。

本书按照经典哲学问题“真善美”进行分类，并以此为逻辑进路展开研究，将邓晓芒教授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本书以宏观的思维视角、严谨的逻辑思路、精当的语言阐释，凸显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深度、丰富内涵，对相关研究及中西哲学思辨思维的碰撞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同时有助于加深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作者收入本书中的大多是严格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基本上可以代表其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的学术观点。本书为学术专著，根据哲学本源问题的“真善美”在形式上体现得更加简洁，内容上也较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