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本文的标题是典型的“大叙事”，犯了“后现代”的大忌。但中国人的确没有认真地系统研究过西方伦理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支离、直观和临时应付妨碍我们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和逻辑框架。所以，就算是“大叙事”吧，对于我们一直所习惯的混沌思维方式恐怕也不是没有补救作用的。总的来说，西方价值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根基上是建立在西方人的认识论和认知方式上的，不弄清这一点，就无法把握西方价值观念的真精神。

中国是两千多年的教育大国，提出“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似乎是匪夷所思。然而，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遇到的问题看来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前途。尽管多年以来，我们作了不少改革的尝试，甚至令人感到改来改去过于频繁、已经无所适从了；但我国教育的弊病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弄错了这个基本概念。

不论人们如何评价，当前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我国历经周折加入WTO就是明证。为什么不可阻挡？其原因就在于它意味着全人类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互依互补、“双赢”或“多赢”。除非是自甘堕落、自绝于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以积极的态度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中来求自身的发展。尤其对于我国来说，全球化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这就是“现代化”的意义，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近读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一文，深有启发。蔡先生是研究季羡林先生的专家，写过《季羡林传》，他对季先生的解读自然是权威性的。季先生著作等身，但有了蔡先生的介绍，我们也就不一定读完季先生的全部文字，也能对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知道个大概，甚至斗胆发表一点意见了。其实季先生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也代表当前国内学界流行的一股思潮，所以我的看法也主要是着眼于对这股思潮的分析，但所用的依据，却是蔡先生这篇《解读》，为此是应该感谢蔡先生的。至少，蔡先生此文澄清了许多人对季先生的一些误解，以为季先生的观点完全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已取得的成果的大倒退，回复到了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国民心理。其实季先生完全赞同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主张学习西方的好东西来克服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只不过季先生认为，虽然今天或以后都要学习西方，但有一个“主导地位”的问题，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已不再是我们学习西方，而是西方学习我们，或我们把自己的文化送到西方去，即“送去主义”。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真正含义。由于蔡先生把这种观点归纳为“混沌学的前提”、“文化交流论”以及“中国民族性的批判和对儒家的继承”三个层面，本文也就打算从这三方面来谈谈“河东河西论”的理论误区。

杜维明先生在《儒教东亚兴起的含义》一文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文化比较应坚持“双重标准论”，即西方人应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标准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病，中国人则应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对自己传统的文化作深入的反思。杜维明先生正由于混淆了两种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导致了他在立论上的一系列自相矛盾和虚假论证。坚持“双重标准”的原理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吸收异质文化的因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和超越。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说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过时了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那套体系，包括他的绝对理念学说，是要被人们所抛弃的。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在今天，我认为还没有挖掘够，甚至于可以说还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按照解释学的观点，后人理解黑格尔应该比黑格尔自己理解自己还要好，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没有人做到，甚至还赶不上黑格尔对自己的理解。因为黑格尔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提法，我们今天的人往往忽视了，说一些对他批评的话，都显得非常外行，不符合黑格尔对自己的看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长期研究使我有一个发现，是从对原文的文本分析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