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读了周枫先生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上的《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一文，很高兴能够有人认真地对待拙文所提出的观点，也感谢周先生和编辑先生为我提供了再次深入阐明我的观点的机会。下面我想就周先生文中提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

我在《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以《儒家伦理的儒家式自辩》（下面简称《自辩》）来回应邱文元先生前此对我的商榷文章《儒家是“结构性伪善”吗？》（此处且命名为“邱文1”）后，今又读到邱先生的新作《康德的自欺与儒学的解脱之道——答邓晓芒先生》，该文（且命名为“邱文2”）对我的回应进行了再回应。邱先生一开头就说，我的回应文章把邱文1称之为“儒家伦理的儒家式自辩”是给他戴了一顶“高帽”，令他“大吃一惊”。其实邱先生有点反应过度了，我的表述是很中性的（“自辩”算什么“高帽”？），丝毫没有蔑视或压制他的意思。为了学术的真诚，我想对邱文2再作剖析，以就正于邱先生和识者。

对于专业外语的翻译，因为我做的是哲学翻译，我的体会就是，我觉得哲学翻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在各个专业的、也就是说各种理论的翻译方面，哲学的翻译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从语言的哲学层次来理解，特别是现代哲学“语言学转向”以来，通常讲这个所谓哲学就是语言哲学，语言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在哲学翻译上可能有些我的体会或者经验，是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的。我觉得，能够做哲学翻译的人，如果你在哲学的文献翻译方面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的话，那么做其他的专业翻译或理论翻译应该就是驾轻就熟了。因为它是个基本训练。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哲学翻译做得好，其他的理论翻译，不管是文学理论啦，美学理论啦，经济呀，政治呀，法律呀、法哲学呀，经济哲学呀，这些方面呢，除了一些专业术语还要熟悉以外，应该都不成问题了。当然文学翻译在这方面，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另当别论。你要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你光是有哲学功底那还不够，还有些别的，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晚清李鸿章有言，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当时的意思，主要是指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是在给清帝上有关建海军的奏折时说的这番话。但随着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演进，这句话在今天有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含义。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情况从经济、政治到道德人心，确实发生了以往连想都不敢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之下，数千年来支撑中国文化的自然经济早已不复存在，两亿农民进城成为现代化工业的生力军，以及由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带来的世界观和各种观念的变化，使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昔日的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培育起了丰厚的新文学土壤，这就是各种矛盾冲突在今天的中国空前剧烈，也空前深刻。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文学最应该关注的就是从我们时代的各种冲突的土壤中吸取自己的营养。

我出生于一个小说家周立波所谓的“暴风骤雨”的年代。我的母亲正是在东北热河（今内蒙古境内）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在一个叫做“牤牛营子”的小村子里生下了我。八个月大时，我母亲就背着我“南下”了。听母亲说，南下到天津时，我和她都同时生了一场大病，一起住院，差点把命送掉。后来到长沙，父母都在《新湖南报》工作，我也在长沙长大。记忆中，我从小就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先是上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再是上小学；小学四年级又转学，因为父亲（和母亲）被打成“右派”，被贬到湖南师范学院打杂，我们全家随父亲搬迁到岳麓山。记得当时初到岳麓山，我的心情没有一点沮丧，而是满怀新奇和兴奋。我以前只在一年级时随大人星期天过湘江到过一趟岳麓山，采了一大把花回来，那是难得的旅游日。而现在我就住在这里，每天都要经过山上的小路去上学，下课就可以和同学们在山上疯跑，感觉简直像上了天堂。师院附小的所在地就是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那时候墙垣颓坏，两个石狮子东倒西歪，地上横陈着本来应在书院门楣上的两块石匾，一块刻着“道冠古今”，一块刻的是“德配天地”。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本世纪邓晓芒老师所发表的有关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文章，分为六大板块。第一部分是“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展示了21世纪中国文化问题的全面格局以及后面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部分“新批判在行动”收入了七篇论战型的文章。中国目前正处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许多问题只有越辩才能越明，只有理论上辩明了才可能不迷失方向，至少，依据事实和逻辑所进行的辩论有助于破除迷信，不再被一些长期似是而非的命题所忽悠。这是邓老师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的基本工作，也是一个公民社会达成社会共识的必由之路。第三部分是“文学和美学的建构”，这一部分将作者的美学和文学观作了深层次的阐发。第四部分是“中西文化的反思”，着重于清理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错位。第五部分“文学批评的深化”是对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评论。最后第六部分“读书与生活”，也可以理解为“读书即生活”，或“生活即读书”。在生活中读社会这本“大书”，同时在读任何书时都把自己的生活摆进去，生活于其中。本书贯穿了邓老师的“新批判主义”的批判精神，既有他对当下文化、社会、学术等方面的思考，也有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思想深刻、观点锐利却又态度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