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近几年来，描写人世坎坷、悲欢离合的小说看得多了，渐生出在医院陪伴病人一般的麻木和烦躁，往往一拿起书，就滑过那扑朔迷离的情节直翻到底，或是面对那惨痛剧烈的哀鸣而无动于衷。前不久，偶尔看到何立伟的几个小巧玲珑的短篇，于古典式的“静穆的哀伤”中，竟嗅出一般春机萌动的撩人气息，精神不由得为之一爽，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冲动，要把作者和读者带入到一个理想化的乐土，那么幽静，那么单纯，那么美；又仿佛有一种沉重的负荷，挂在诗意的透明的薄翅之下，使之疲惫，沉沦，坠毁；将要坠毁，终又超脱，升华，平添了哲理的力量，幻化着迷离的光彩，飘然而去⋯⋯没有情节，没有故事，少少几个人物，可爱，可亲，可悲，可怜。在湘西古老山城小镇的狭窄的麻石街上，在夏日宁静的小河边，在入夜的昏暗摇曳的车厢里，各自做着极平常的事，说着极平常的话。然而，这一切又都笼罩着一种诗情画意的朦胧美，婉约，深沉，广远，如心灵低诉，脉脉动人。几乎每一个篇章，都可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出它相应的诗的意境，以至于有人甚至怀疑，作者是不是将古诗略加改写，就铺陈出了一篇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王朔的作品被冠以“痞子文学”的谥号似乎已成铁案了。但也有不少论者看出，王朔除了能写痞子外，还能写人的真情、纯情，后一种描写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一点也不亚于前一种。至于王朔自己，在他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无知者无畏》和《美人赠我蒙汗药》中表达了他对这一称号始而委屈、继而认同的复杂心理。然而，不论是评论者还是王朔自己，对于他作品中的“痞”和“纯情”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两者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形成的互渗互补结构，都没有能够作出恰当的分析，达到清醒的意识。本文认为，王朔的痞和纯情具有两极相通的辩证统一性，二者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的“底线”，也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隐藏的灵魂结构。突破这一底线，重组这一结构，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项历史使命。

似乎是从记忆的深处，隐隐地回响着与“干干”的共鸣，又像是并非自己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民族古老而深沉的回忆。谁知道，在“干干——”这一声呼唤里，凝聚着多少无泪的叹息和有泪的安慰，蕴含着多少麻木的悲苦和虚幻的企望呢？

在我心目中，朱光潜是中国现代唯一能够和王国维并肩而立的美学家，并且就其学术成就而言还要超过王国维。但长期以来，我都以一种远距离的眼光来观看这颗耀眼的学术明星，尽管对他所发出的光辉常有震撼之感，却无缘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对其思想的来龙去脉和博大渊深的学术背景作一番探险。近读王攸欣教授《朱光潜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获得了一种全身心被卷入一位深邃的思想家的灵魂及其时代氛围之中的少有的体验，一连数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朱光潜传》的作者王攸欣君是武汉大学中文系陆耀东先生的弟子，专攻中国现代文学。

哈佛博士刘禾女士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一书，在书名上给人带来一种相当高的期望。不可否认，现代思想的确是一种“语际思想”，而人们一般只关注两种（或几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却不太注意现代思想已经是并且早就是一个语际互动过程。这种思想的任何书写都不能仅仅放在某一文化背景（东方、西方）上来解读，而是本身构成一种“跨语际实践”。作者的这一视角，把现代思想史的写作从“写什么”提升到“如何写”的高度，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落实在语言实践的领域”这个“实处”，这对于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推进。

至今还有许多人分不清存在主义和庄子、禅宗思想的差别，原以为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时不可避免的混淆，近读解志熙先生的《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才发现这个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已经相当普遍了。当然，解先生本人对存在主义的理路有相当内行的分梳，往往也有令人惊讶的极为深刻的体验，但在具体分析现代中国文学的某些文本时，由于没有注意到中国作家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潮时所固有的本民族文化的接受机制，有时给人以“强作解人”的印象，也就是不奇怪的了。该书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对鲁迅思想中的存在主义的挖掘。这种挖掘在当代中国文论界恐怕还是无人超越的，这主要体现在对鲁迅内心“黑暗”的解读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