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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时期、《莱茵报》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期这三个阶段中深入认识到：哲学在现实生活的批判和能动的实践中日益意识到自身固有的实践性；哲学已扬弃为不再是与现实对立的形而上学。这种哲学的扬弃是实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惟一途径和方式。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应该在哲学理论上卓有建树的时代，国内哲学界摆脱政治实用主义的窠臼而获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最近二十年呈现出一幅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这些灿烂的花朵最终究竟能够结出多少真正的果实，目前还没有人敢于下结论。它取决于我们能否发挥自己的独创的个性，结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把握民族思想情感的历史命脉，并通过艰苦的劳动将古今中外的人类智慧熔于一炉。这是我所期待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自己也付出了一份心血的工作。

《实践唯物论新解》再版序

“自否定”哲学原理

本书的再版，正在我近五十年的老朋友刘培沛因患肺癌刚刚去世时。刘培沛在本书中我的自传体长文《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我初中同学，一起下乡插队，一起在农村参加文革和回城办知青小报，一起献身于小农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同生死共患难。最近三十多年，我到武汉读书、教书，他在长沙办厂谋生，走的道不同，但心是相通的。我时常想，像他那样一个具有非凡谋略和杀伐决断的人才，搁在某一个适当的时期，是能够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些才能只好在文革这一场毫无意义的“浩劫”中消磨掉了。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第七节是正式进入到康德道德律原理的入口或起点，它提出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定言命令，并对之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阐明了这一法则超越于一切经验之上、单凭形式来直接立法的无条件性，以及作为一个“理性的事实”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原始立法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对于康德这些高度抽象的思辨论述，本文以较为通俗的语言并联系整个康德哲学的视野，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