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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人学实践论”这一提法严格说来还不如“实践论的人学”这一提法准确，因为人学可以是非实践论的，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人种学、生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等，而实践论却只能是人学的，哪怕它在黑格尔那里以非人的异化形式出现，也仍然是可以还原为人学的。不过，由于在当代出现了这样一种“非人学”的实践论，它将人归结为物（肉体活动），将“实践”归结为可用物质手段测算的客观物质过程，它用现代控制论、生物学还原论、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以及心理学的结构主义，来取代作为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的实践概念，所以，为了与这样一种“实践论”相区别，我不得不采用这样一个实际上是同义反复的说法（如同说“面做的面包”一样）。

本文对杨春时教授的《实践乌托邦批判》作出回应。作者认为，“实践乌托邦”是个站不住脚的概念；不能“非历史主义”地看待实践和劳动；应当澄清对马克思关于异化、人化、对象化等概念以及辩证法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对立统一”等原理的误解；由于上述方面原因，杨教授的“后实践美学”对作者的“新实践美学”多有理解不当之处。

本文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出异化劳动根源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则根源于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工，这就使得劳动活动本身的两个内在本质环节（精神活动和生命活动）相互离异，它是一切异化现象产生的总根源。

本文从朱光潜先生20年前所提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问题出发，解构了传统理解的“三层楼”式的社会结构模式，而代之以辩证法的“正、反、合”有机模式，并以此解释了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在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澄清了朱先生和其他人的一些误解。

我进入现象学的路是从美学开始的，但最初并不知道这种想法叫做现象学，甚至连这个名称都没有听说过。大约在1976年，我在体力劳动和挣钱糊口之余，开始对美学感兴趣，并试图用我在长期自学中所学的哲学给我心目中困惑不解的什么是美？的问题找到一个逻辑上言之成理的答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以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而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则“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遵循着后一条道路，严格地运用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