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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我们承认真、善、美都是人类主体性自由的对象化形式的话，那么一般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就具有如下现象学的结构：自我意识是人类思维和语言体系中最普遍、最深刻的意向性事实，正是这一点使康德在现象意义上提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先验原则，并诱使胡塞尔一步步背叛了他自己对于现象学的纯“描述”性的规定，而回溯到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生态主义和自然主义。它超出当今流行的生态主义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片面地取消人的目的性，而是将这种目的性从外在目的性提升为内在目的性。文章通过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目的论思想的追溯，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来源，为当代生态哲学提供了一条更为清晰且层次更高的思路。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人的本质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感觉主义或感性直观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由于费尔巴哈未能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因此，它具有一切狭隘的感觉主义所共有的缺陷。费尔巴哈要么在说明人的感性本质和或自然本质时陷入他自己所反对的庸俗唯物主义，要么在说明人的超感性本质或超自然本质时陷入唯心主义，或者说，他必然陷入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同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中。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理论的矛盾，在马克思的立足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新世界观当中得到了真正的克服。

一般人对移情现象这一事实并不完全否认，但对这个现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具体研究的工作却至今还无人来做。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移情说”与李普斯等人的唯心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一提到“移情说”几乎就把它看成“唯心主义”的代名词。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移情”，与过去的移情说根本不同。在我们看来，移情作用是现实人类的社会本质力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且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中有其深刻的基础，而又反过来维系和作用于人类物质生产劳动。这样，移情现象便能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在欧洲近代哲学中，“自我意识”这一范畴的提出是最重要的哲学现象之一。自从笛卡儿将“我想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作为他整个哲学的出发点以来，人类哲学思维便开始由对象世界的探讨转入人的内心，转入人的认识活动、认识能力和认识基础，转入对人类精神本质的研究。由于有了与对象相对立的自我，有了与对象意识相区别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才真正作为这样的问题而被提出来和意识到，对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的探讨和研究也才有了理论上的可能。然而，自我意识的本质却从这一概念提出的第一天起就笼罩着一层神秘莫测的光圈。

从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真信仰的元素，很早就杜绝了发展出信仰来的道路，而西方文化从原始自然宗教经过希腊哲学到一神教再到基督教新教，则是信仰从萌芽状态到混杂状态再到纯粹信仰的一个上升过程，这种信仰给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提供了终极支撑；从现实来看，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成为信念后，在今天面临着证伪的考验，而作为信仰则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变身为一种单纯的社会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