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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工具论”到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转型，并以此来理解黑格尔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改造，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要抛弃或解构形式逻辑，而是要改造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描述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逻辑的一个层次、一个发展阶段，并从本体论的基础来理解形式逻辑的那些形式底下的内在含义。黑格尔用辩证法为形式逻辑奠基，抓住一个“存在”(Sein)、一个“矛盾”(Widerspruch)，就抓住了根本。从对上述这两个概念的本体论理解出发，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整套规律进行了逐个的重新解释，指出形式逻辑只有从内容方面来理解才有认识上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只有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自我意识的自欺本质”这篇文章是最近德国文化节在首都师大召开时，我所准备的一篇论文，虽然写得比较仓促，但是我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关于自我的问题，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结构，它跟人的自由、人的主体性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人生”、“人格”和“人性”，这是我关于“人”的思考的三个主题，也是我自己在“成人”的旅途中三个重要的驿站。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十分丰富，除了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中阐发了他多年的从幼儿到青少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国民教育的见解之外，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尤其是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部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他关于道德教育的哲学意义和具体步骤，论证了道德教育的本质不是外在的教条灌输，而是对每个人的理性本质的内在的启发，道德教育的方法虽然可以把榜样的示范当作初级入门的手段，利用人的感性初步形成某种道德习惯，但这还只是道德教育的准备性的第一步，真正的道德教育却在于从这种榜样的感性激动作用中领会到它的理性的普遍法则、并最终归结到自己心中的自由意志的自律，这才能使学习者摆脱伪善，从表面的合法性进到真正的道德性。最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教学法”中也提出了由道德教师来酌情掌握的三阶段的技术法规，即面授法、问答法和对话法，这是很实用的。

本文用来解读老子形而上学的“模型论”，取自康德伦理学用来展示其自由概念和道德法则的某种“工作哲学”（胡塞尔语）。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把定言命令的第一条变形公式规定为：“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重建当代形而上学的前提是对形而上学的发源地进行一番重新检讨，这种检讨在今天必须是建立在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之上的。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开始就给形而上学作了这样的定向，即必须在“物理学之后”建立起一门有关“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这种学问一方面是以“个别实体”的确立为基础而探讨其原因或根据(四因)，另一方面则以语言的逻辑功能为指导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这对于缺乏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的中国哲学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中国哲学的出发点是“无”以及语言的非逻辑功能(隐喻、类比、象征等等)。必须综合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才能重建当代形而上学，并由此走出双方的困境。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这中间大约隔了一个甲子，经历了中日之战和国共之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和此后一系列动荡历史，国人日益远离五四启蒙，直到物极必反。这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只有当政治上国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有了整整一代人的新的记忆，人们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两次启蒙之间必须要间隔60年的原因。

古希腊和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说它的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邓晓芒著作集汇。既然近几年都出了新版，已绝版的老版本书就不收录了。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于2017年3月17-19日举办了“陈家琪与当代哲学”学术研讨会，以庆祝著名哲学家陈家琪教授几十年来在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在研讨会间隙，我们专访了陈教授的多年挚友邓晓芒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