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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一文，深有启发。蔡先生是研究季羡林先生的专家，写过《季羡林传》，他对季先生的解读自然是权威性的。季先生著作等身，但有了蔡先生的介绍，我们也就不一定读完季先生的全部文字，也能对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知道个大概，甚至斗胆发表一点意见了。其实季先生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也代表当前国内学界流行的一股思潮，所以我的看法也主要是着眼于对这股思潮的分析，但所用的依据，却是蔡先生这篇《解读》，为此是应该感谢蔡先生的。至少，蔡先生此文澄清了许多人对季先生的一些误解，以为季先生的观点完全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已取得的成果的大倒退，回复到了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国民心理。其实季先生完全赞同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主张学习西方的好东西来克服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只不过季先生认为，虽然今天或以后都要学习西方，但有一个“主导地位”的问题，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已不再是我们学习西方，而是西方学习我们，或我们把自己的文化送到西方去，即“送去主义”。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真正含义。由于蔡先生把这种观点归纳为“混沌学的前提”、“文化交流论”以及“中国民族性的批判和对儒家的继承”三个层面，本文也就打算从这三方面来谈谈“河东河西论”的理论误区。

杜维明先生在《儒教东亚兴起的含义》一文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文化比较应坚持“双重标准论”，即西方人应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标准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病，中国人则应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对自己传统的文化作深入的反思。杜维明先生正由于混淆了两种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导致了他在立论上的一系列自相矛盾和虚假论证。坚持“双重标准”的原理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吸收异质文化的因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和超越。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说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过时了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那套体系，包括他的绝对理念学说，是要被人们所抛弃的。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在今天，我认为还没有挖掘够，甚至于可以说还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按照解释学的观点，后人理解黑格尔应该比黑格尔自己理解自己还要好，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没有人做到，甚至还赶不上黑格尔对自己的理解。因为黑格尔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提法，我们今天的人往往忽视了，说一些对他批评的话，都显得非常外行，不符合黑格尔对自己的看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长期研究使我有一个发现，是从对原文的文本分析得来的。

“哲学”这个希腊词包含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意思，但又与两方面都不相同。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技术，而是比两者都更高的东西：在知识中它是有预见性、能看出长远效果的东西；在技术中它又是体现出一种境界和层次的东西。因此，它是全面的、最高的知识而不是具体层面的知识；因而它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解决整个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由此观之，它同时又是一种最高级的实践态度和人生境界，而决不是雕虫小技。它包含有道德的和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

据说用“本体论”一词来译西文的ontology的最初是日本学者，由此影响到中国人，“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而中国人则沿用“本体论”一词直到今天，虽然已经有许多人提出这个词不能对应地翻译西方ontology一词，并提供了多种选择，如“存在论”、“存有论”、“是论”、“本是论”等等，但不论他们说得多么振振有词、多么在理，然而一到要一般地谈论西方的ontology时，往往不知不觉地顺从了原来的“本体论”的译法，反而觉得自己所提出的新译法很“别扭”。为什么别扭？无非是觉得在中国语境中，“存在论”和“是论”以及任何其他译法都不如“本体论”那样能够表达一种最高、最根本、最真实的大学问，反而显得像是一种咬文嚼字的雕虫小技。然而，这样一种感觉或语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涉及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了，这就是对经验事物的执着和对语言本身的根本性忽视。我们先来看看这种习惯对中西本体论的起源的影响。

吴疆先生的《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中州学刊》1993年第期），对我发表于《中州学刊》年第期上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提出了商榷。吴先生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也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很愿意就此将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就教于吴先生和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