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力图把康德的宗教哲学，那些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很奇怪、难以理解的部分，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一番比较，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把康德这样比较晦涩的话题跟我们拉得更近一些。康德哲学一直到今天在国际上在世界上还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过去200多年了，人们对它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也是比较关注的，在海外、在港台也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功底。但是对于康德的宗教哲学我们以往都以为它是糟粕，介绍得很少，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康德在宗教哲学方面的一些观点。也涉及到伦理学，特别是对基督教的一些见解。

本文批评了新保守主义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强调新批判主义既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自我忏悔精神，又要超越五四背后的民粹主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分裂和缺乏终极关怀的实用理性的局限。新批判主义是五四精神的彻底化，排除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浮躁情绪，而更加冷静和理性化。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中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章辉先生早已发表在《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上的文章《论审美超越——兼向邓晓芒先生请教》，觉得有些问题似乎还得由我自己来澄清一下。之所以拖到将近五年之后的现在才作这个回应，并无别的意思，只是由于自己孤陋寡闻，不知道章先生有这篇文章。好在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受时间限制，并可趁此机会将笔者和易中天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的新实践美学的观点，结合对它的一些误解更清楚地阐明出来。

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在哲学上主要的批判和继承对象。以往人们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时，讨论前者对后者的颠倒和改造较多，而相对忽略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从黑格尔那里所获得的教益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二是“自然向人生成”的目的论的世界观，三是“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三者之间具有层层递进、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帕克教授在其《现代真理的实质》一文中，为维护基督教的真理一元论、反对后现代的真理多元论而作出了精彩的、令人钦佩的论证。文章表明了作者立足于正统安立甘宗来为整个基督教一神论辩护的立场，但作者并不主张极端的保守主义，而是一方面坚持基督教经典的权威性和历史传统的不可动摇性，另方面也重视内心的蒙恩体验和救赎。

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大背景，紧紧抓住被康德道德哲学提升到本源性高度的自由意志，从人性、信仰、良知等方面考察了康德宗教哲学的主要思想，并通过这种考察反过来揭示了西方文化、西方伦理学的内在结构，展现了中西文化心理、中西伦理学、中西人格结构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把一切善恶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并由此生出由恶向善转化的途径、手段或拯救之道；中国人则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把对善恶的探讨最终归于对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甚至把自由意志也归结为自然本性，所以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人性的退化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而不需要拯救。

最近两年，我在给研究生逐句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过程中，感到该书从第一部分“意识”向第二部分“自我意识”的过渡是一个难点。一般来说，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对一个对象的意识，也就是对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意识；反之，自我意识则是把对象看作自身，也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区别的同时还意识到自身与对象之间没有区别：“我把我同我自己区别开来，而在其中对我来说直接的就是：这种区别并没有被区别。”或者反过来说，自我意识是“对无区别者的区别”。

谢崛的文章包含一系列谬误，一是对中西形而上学本身的构成方式有误解，因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实践论的，而西方形而上学也不仅仅是认识论的，双方的比较应该建立在这些要素的结构模式上，而不是有无某种要素上，否则是失之简单化的；二是对哲学史的诸多事实作了错误的描述，如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误解和断言康德以前没有人把形而上学与实践的人相联系，以及对西方伪善观的肤浅化，对康德自由观、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的误读等等，都表明他对西方哲学史不太熟悉；三是对这些事实的评价带有一种错位的偏见，这种偏见站在西方社会的角度看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放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却展示了一种“围城”现象；四是在善恶观、自由观、反思观、信仰观等等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这是不利于对理论问题的澄清的。

武侠小说在中国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的思维方式，它基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弥漫于中国从下层民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对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识的一种遮蔽和解构。在今天武侠精神向影视和电脑游戏的渗透更是使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社会公正体制和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亟待我们在大众中普及一种起码的理性即健全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