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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先生在《儒教东亚兴起的含义》一文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文化比较应坚持“双重标准论”，即西方人应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标准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病，中国人则应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对自己传统的文化作深入的反思。杜维明先生正由于混淆了两种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导致了他在立论上的一系列自相矛盾和虚假论证。坚持“双重标准”的原理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吸收异质文化的因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和超越。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说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过时了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那套体系，包括他的绝对理念学说，是要被人们所抛弃的。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在今天，我认为还没有挖掘够，甚至于可以说还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按照解释学的观点，后人理解黑格尔应该比黑格尔自己理解自己还要好，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没有人做到，甚至还赶不上黑格尔对自己的理解。因为黑格尔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提法，我们今天的人往往忽视了，说一些对他批评的话，都显得非常外行，不符合黑格尔对自己的看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长期研究使我有一个发现，是从对原文的文本分析得来的。

“哲学”这个希腊词包含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意思，但又与两方面都不相同。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技术，而是比两者都更高的东西：在知识中它是有预见性、能看出长远效果的东西；在技术中它又是体现出一种境界和层次的东西①。因此，它是全面的、最高的知识而不是具体层面的知识；因而它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解决整个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由此观之，它同时又是一种最高级的实践态度和人生境界，而决不是雕虫小技。它包含有道德的和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

据说用“本体论”一词来译西文的ontology的最初是日本学者，由此影响到中国人，“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而中国人则沿用“本体论”一词直到今天，虽然已经有许多人提出这个词不能对应地翻译西方ontology一词，并提供了多种选择，如“存在论”、“存有论”、“是论”、“本是论”等等，但不论他们说得多么振振有词、多么在理，然而一到要一般地谈论西方的ontology时，往往不知不觉地顺从了原来的“本体论”的译法，反而觉得自己所提出的新译法很“别扭”。为什么别扭？无非是觉得在中国语境中，“存在论”和“是论”以及任何其他译法都不如“本体论”那样能够表达一种最高、最根本、最真实的大学问，反而显得像是一种咬文嚼字的雕虫小技。然而，这样一种感觉或语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涉及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了，这就是对经验事物的执着和对语言本身的根本性忽视。我们先来看看这种习惯对中西本体论的起源的影响。

吴疆先生的《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中州学刊》1993年第期），对我发表于《中州学刊》年第期上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提出了商榷。吴先生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也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很愿意就此将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就教于吴先生和学界同仁。

《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刊登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先生的文章：《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以下简称“邓文”）。邓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本文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邓文）因此中国哲学具有反语言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因素始终“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对此结论，本文作者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对语言本身的“蔑视和放弃”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对于语言的中介作用也必须全面地理解。事实上，中国哲学对语言的作用是从其非逻辑本性方面使用和发展了语言。这种语言的非逻辑本性就是隐喻，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用隐喻的语言形式表达超语言的意义。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哲学具有超语言学的倾向，而不是反语言学的倾向（本文中“反语言”和“反语言学”以及“超语言”和超语言学“这两对术语都是不加区别地使用）。本文把以上结论作为主旨，讨论与邓先生的几个主要分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