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入了绝地。虽然小说还有人看，但已经再没有激动人心的事件，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一时间洛阳纸贵、奔走相告、口口相传。现在写诗的更是比读诗的人多，所谓的“羊羔体”居然得了鲁迅文学大奖，鲁迅若地下有知，在坟墓里也会说：“我还是一个也不宽恕！”前几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出来宣判中国当代文学的死刑，引得国内一帮文人和评论家齐声责骂。其实他说的倒也大体符合事实，只不过他的诊断太可笑，说是中国作家一个外语不行，一个汉语也不行，所以写不出文学经典来。他的欣赏趣味基本上还停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然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高峰。但那个高峰难道仅仅是作家的外语和汉语水平造成的吗？

于是我接下来在“作为自我意识的情感”、“作为情感的美感”和“作为美感的情调”三小节中，全面展开了审美特有的心理机制的现象学分析。首先，作为自我意识的情感是一种“意向性的”或者说“有对象的”情感，它本质上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对象的“同情感”；其次，这种同情感超越具体对象而成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情感，即一种“对象化了的”情感，或者说一种“传情”的情感，这就是美感；再次，这种传情而达致的美感经过感受上的“想象力的自由变更”的“本质还原”，形成某种“情感的格”，它超越具体杂多的情感和美感而还原为形式化的“情调”，这种情调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本身具有某种“直观明证性”，它隐含着人们“直观地品味到的那种寄托人类美好情感的可能性。敏锐地发现这种可能性，在尚未明确表示出来的形态中一下子从整体上把握住（感受到）这种可能性，是人类在长期的艺术鉴赏中培养出来的一种形式直观能力，它刺激着人们在审美活动中的创造性的灵感，并为之指明一个对象化出来的方向。”

读了周枫先生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上的《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一文，很高兴能够有人认真地对待拙文所提出的观点，也感谢周先生和编辑先生为我提供了再次深入阐明我的观点的机会。下面我想就周先生文中提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

我在《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以《儒家伦理的儒家式自辩》（下面简称《自辩》）来回应邱文元先生前此对我的商榷文章《儒家是“结构性伪善”吗？》（此处且命名为“邱文1”）后，今又读到邱先生的新作《康德的自欺与儒学的解脱之道——答邓晓芒先生》，该文（且命名为“邱文2”）对我的回应进行了再回应。邱先生一开头就说，我的回应文章把邱文1称之为“儒家伦理的儒家式自辩”是给他戴了一顶“高帽”，令他“大吃一惊”。其实邱先生有点反应过度了，我的表述是很中性的（“自辩”算什么“高帽”？），丝毫没有蔑视或压制他的意思。为了学术的真诚，我想对邱文2再作剖析，以就正于邱先生和识者。

对于专业外语的翻译，因为我做的是哲学翻译，我的体会就是，我觉得哲学翻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在各个专业的、也就是说各种理论的翻译方面，哲学的翻译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从语言的哲学层次来理解，特别是现代哲学“语言学转向”以来，通常讲这个所谓哲学就是语言哲学，语言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在哲学翻译上可能有些我的体会或者经验，是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的。我觉得，能够做哲学翻译的人，如果你在哲学的文献翻译方面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的话，那么做其他的专业翻译或理论翻译应该就是驾轻就熟了。因为它是个基本训练。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哲学翻译做得好，其他的理论翻译，不管是文学理论啦，美学理论啦，经济呀，政治呀，法律呀、法哲学呀，经济哲学呀，这些方面呢，除了一些专业术语还要熟悉以外，应该都不成问题了。当然文学翻译在这方面，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另当别论。你要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你光是有哲学功底那还不够，还有些别的，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晚清李鸿章有言，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当时的意思，主要是指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是在给清帝上有关建海军的奏折时说的这番话。但随着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演进，这句话在今天有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含义。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情况从经济、政治到道德人心，确实发生了以往连想都不敢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之下，数千年来支撑中国文化的自然经济早已不复存在，两亿农民进城成为现代化工业的生力军，以及由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带来的世界观和各种观念的变化，使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昔日的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培育起了丰厚的新文学土壤，这就是各种矛盾冲突在今天的中国空前剧烈，也空前深刻。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文学最应该关注的就是从我们时代的各种冲突的土壤中吸取自己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