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在我看来，这句话其实很少激发起真正的“匹夫”即一般平民百姓的爱国之心，倒是给那些读过几本书却仍然是一介布衣的穷秀才们说大话提供了由头。这种人我见得多，他们即使还没有沦落到孔乙己那样“站着喝酒”的悲惨地步，但“长衫”是绝不肯脱下来的。这长衫就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大话，开口闭口就是“我国应该如何如何”，“我们的近期中期目标是什么什么”，“中国清楚地知道”，“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没有榜样”···给人的感觉，他们已经大权在握，不是国防部长就是军委主席，或者至少是当权者的得意幕僚——其实他们狗屁都不是，只差没有给丁举人打折腿了。

近年来，“潜规则”这个词频频出现于媒体，比如某某女星被“潜规则了”，或某某向某某行贿是业内的“潜规则”，等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底什么是“潜规则”？为什么要“潜”？既然“潜”了，又何来约束力？人们为什么要服从它？直到最近，我才略有所悟：原来所谓的“潜规则”，就是中国的“天理”、“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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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面可以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我们就不能仅仅追究个人，因为个人也是在文化中形成的。毛泽东从小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里面，哪怕受到了五四的影响，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他仍然摆脱不了民族的惯性思维模式。当然，不能说文化是唯一决定性的东西。文化从哪里来的？可以追溯到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历史传统上去，最后就可能得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我是不赞成决定论的，但是我认为，至少在分析社会制度发展原因的时候，只追究个人的责任是很肤浅的，必须要考虑到文化背景。

久仰大名，敬佩之至。于真名网上相遇，甚为欣慰。读您的《永州旧事》序，恍然间如同看到了永州，看到了您的母亲。您和您的母亲虽遭受过苦难，但还是幸运的，能够终于走出苦难，享受阳光，并能把当时的旧事用文字记述下来，您还能为母亲写序。而我和我的母亲却没有这样的幸福，我的母亲早在三十四前就被“文革”迫害致死了。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俄语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俄语歌，歌词翻译出来是：“斯大林和毛，在听我们，在听我们，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广大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饥饿的强烈感觉尚未忘却，但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光明和雄壮，觉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应和着歌的旋律，生气勃勃地齐步行进在历史的大道上。后来虽然这种感觉被中苏论战和“反修防修”破坏了，但一提起列宁和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内心仍然有一种纯洁的崇敬，包括后来在乡下冒着被检举的危险用半导体偷听“苏修＂的对华广播，经常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每次都涌上一股激动和向往之情。奇怪的是，真正使我从这种幼稚的幻觉中走出来的并不是愈演愈烈的中苏对立，而是一本小说，即鲁迅翻译的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另有人译作《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