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俄语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俄语歌，歌词翻译出来是：“斯大林和毛，在听我们，在听我们，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广大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饥饿的强烈感觉尚未忘却，但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光明和雄壮，觉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应和着歌的旋律，生气勃勃地齐步行进在历史的大道上。后来虽然这种感觉被中苏论战和“反修防修”破坏了，但一提起列宁和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内心仍然有一种纯洁的崇敬，包括后来在乡下冒着被检举的危险用半导体偷听“苏修＂的对华广播，经常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每次都涌上一股激动和向往之情。奇怪的是，真正使我从这种幼稚的幻觉中走出来的并不是愈演愈烈的中苏对立，而是一本小说，即鲁迅翻译的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另有人译作《水泥》）。

萌萌走了三年了。三年以后，萌萌重返海南，她活在朋友们的话语和交谈中。而在此之前和之后，她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我所认识、所熟悉的同龄朋友中，如果不算远在海外的杨小凯的话，萌萌是第一个离开的。一位要好的朋友，说走就走了，一去不回头，再也见不着了，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但我似乎又并没有真正感到她的离去。每当翻开她的书，就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那就是她本人。萌萌一生都在努力把自己的情绪变成声音，变成话语，于是，她也就真的成了声音和话语。萌萌就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声音。我把这种声音称之为“精神”。

前年荒林和翟振明搞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和哲学家的对话，出了一本书，我是该书首发式讨论会的主持人。荒林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研究在国内是比较有名的，但我发现她不太愿意提“女权主义”，更愿意说“女性主义”。也许她觉得女权主义太可怕了，好像女性要掌握“权力”；而女性主义则相对比较温和一些，从性别的角度来谈性别关系，比较有身体感受。我当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权主义”其实是有歧义的，什么叫女权主义？在汉语里面可以理解为，女人要掌权，掌握“权力”（power）；另外一种就是争取女性的人权，“权利”（right）。在普通话里面，权利和权力很难区分，说武汉话就很好区分。如果从“权利”角度看，我觉得用女权主义比用女性主义更加切题，因为女性主义完全变成了一个性别问题，就失去了社会意义。女权主义要求的是公正，一个补会的公正是什么？是right，就是公正、权利或正义，但不是power。Power是居高临下的，right则是人人都有的，人人平等的。在这个概念下来研究和考察女性的地位，我觉得说“女权主义”更加贴切，女性主义的提法则模糊了问题的实质。

西方当代启蒙在内容上已经超越了18世纪的任务和对象，甚至也超越了康德在其《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所拟定的启蒙目标，如言论自由之类。但启蒙精神并未死去。正如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所说的，启蒙并不是一场运动可以一劳永逸地达到的目标，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千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据李康译文）有人以为福柯主张“消解启蒙”，这完全是一种误读。

近读许苏民君的《为“启蒙”正名》一文，感慨良多。该文为纪念不久前去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萧蓬父先生所作，我与苏民都是萧先生的弟子，文章中所说的许多话，都是我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对萧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我们都极为尊重和崇敬。在我看来，萧先生是当代中国老一辈学人中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受过西方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工诗词，擅书法，与先他两年辞世的名门闺秀卢文筠师母有一段脸炙人口的诗画良缘，在今天的人听来犹如旷世传奇。然而，萧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时（1947年）的学士论文做的却是康德的伦理学。

《启蒙的进化》收入邓晓芒教授近年来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其主旨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目前形势下酝酿新的一轮启蒙思潮，内容涉及对20世纪启蒙的理论反思，以及教育和女性、传统与现实、追思与回忆、书与人，以及作者为《南风窗》杂志所开专栏的全部专栏文章。每篇一千多字，讲一个当下发生的现实问题。相对集中的议题，深刻而平易文风，读来尤如醍醐灌顶，代表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