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斯纳的文化起源论及其方法
文化起源问题是当代最使人感到困惑的哲学主题之一。说它是一个“哲学”主题,是因为不论现代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给我们提供了多么详尽的历史资料和科学数据,甚至哪怕我们可以设想我们亲眼目睹一个文化的诞生过程,我们仍然无法单凭这些数据资料和观察的经验描述而把握文化起源的内在本质。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对历史的理解,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狄尔泰的“体验”,或求助于恩格斯在称赞黑格尔时所提到的那种“巨大的历史感”。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哲学人类学,这些新兴的哲学学科从诞生那天起就遇到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方法论上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纯经验的、分析的、精密的、实证的科学描述,由此我们将得到某种实用的,至少是具有某种预测价值的“游戏规则”(如维特根施坦所设想的),但这些“规则”永远是自相矛盾的,它们的实用价值仅仅在于,要么给人提供一个盲目乐观的信念,要么激发起人突破它们的冲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用反省的、象征的、隐喻的或诗的表达,它可以使我们满足于对本体加以理解和领悟的渴望,但这种满足永远是内在的、个人的、不可言说的,是靠牺牲历史的客观性而获得的,或者说,其客观性建立在某种无法在这一表达范围内得到确证的“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因而只能建立在对他人体验和整个人类体验的共同性之预先假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