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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艺术在历史上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如同分析者和歇斯底里者的关系。如我们所知，歇斯底里者去找分析者，对他说：“从我的嘴里说出真理，我在这里，而你，有知识的你，告诉我我是谁。”可想而知，无论分析者的专业的、敏锐的回答是什么，歇斯底里者都会让他知道，那样的回答还不算完事，她的在这里逃脱了偶然，一切还得重新开始，想要讨好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样一来她就把控制权拿在了手里，她就成了大师的主人。与此完全一样的是，艺术一直就在那儿，一直在向思想者提出“她是谁”这个无声的、捉摸不定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却由于她的持续的创造天赋和变幻莫测而对于哲学家关于她所说的一切感到失望。

十多年前，我在《灵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中曾对莫言的《丰乳肥臀》有过一章评论，当时他这本书刚刚开禁。我的评论把他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称他为“第一个敢于自我否定的寻根文学家”，说他做到了一个寻根文学家所可能做到的“极限”。但对他也有批评。我认为“他向当代思想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精神上的反思机制、真正长大成人、拥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任务。但他没有完成、甚至没有着手去完成这一任务”。

设想一下，当一个人独处一室的时候，如果他同时又无所事事的话，久而久之，他会感到他的房间就是他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宅男”，他生活在他的小天地中，也就是生活在他的内心中。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偶尔都是“宅男”或“宅女”，只有少数人才有意识地甚至甘愿过“宅”的生活。至于在“宅”中活出意思来，并将之提升到人性和美的境界，这只是个别艺术家的工作，但也是关注精神生活的人所感兴趣的工作。不过艺术家的“宅”已不是指他居住的房间，而是指相对封闭的内心天地，指艺术家的灵魂，在其中，他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每天紧张地从事着自己的事业，这几乎成了他的宿命。而当一个艺术家在从事自己的创造性的事业时，他从来都不是孤单的，在他的自我意识中，“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并且“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另外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残雪笔下的“801室”就是这样一个灵魂的房间，而那位擅自闯入的“老何”，则是艺术家内心那个虽然陌生、但绝不见外的另一个自我。

近几年来，描写人世坎坷、悲欢离合的小说看得多了，渐生出在医院陪伴病人一般的麻木和烦躁，往往一拿起书，就滑过那扑朔迷离的情节直翻到底，或是面对那惨痛剧烈的哀鸣而无动于衷。前不久，偶尔看到何立伟的几个小巧玲珑的短篇，于古典式的“静穆的哀伤”中，竟嗅出一般春机萌动的撩人气息，精神不由得为之一爽，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冲动，要把作者和读者带入到一个理想化的乐土，那么幽静，那么单纯，那么美；又仿佛有一种沉重的负荷，挂在诗意的透明的薄翅之下，使之疲惫，沉沦，坠毁；将要坠毁，终又超脱，升华，平添了哲理的力量，幻化着迷离的光彩，飘然而去⋯⋯没有情节，没有故事，少少几个人物，可爱，可亲，可悲，可怜。在湘西古老山城小镇的狭窄的麻石街上，在夏日宁静的小河边，在入夜的昏暗摇曳的车厢里，各自做着极平常的事，说着极平常的话。然而，这一切又都笼罩着一种诗情画意的朦胧美，婉约，深沉，广远，如心灵低诉，脉脉动人。几乎每一个篇章，都可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出它相应的诗的意境，以至于有人甚至怀疑，作者是不是将古诗略加改写，就铺陈出了一篇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王朔的作品被冠以“痞子文学”的谥号似乎已成铁案了。但也有不少论者看出，王朔除了能写痞子外，还能写人的真情、纯情，后一种描写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一点也不亚于前一种。至于王朔自己，在他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无知者无畏》和《美人赠我蒙汗药》中表达了他对这一称号始而委屈、继而认同的复杂心理。然而，不论是评论者还是王朔自己，对于他作品中的“痞”和“纯情”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两者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形成的互渗互补结构，都没有能够作出恰当的分析，达到清醒的意识。本文认为，王朔的痞和纯情具有两极相通的辩证统一性，二者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的“底线”，也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隐藏的灵魂结构。突破这一底线，重组这一结构，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项历史使命。

似乎是从记忆的深处，隐隐地回响着与“干干”的共鸣，又像是并非自己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民族古老而深沉的回忆。谁知道，在“干干——”这一声呼唤里，凝聚着多少无泪的叹息和有泪的安慰，蕴含着多少麻木的悲苦和虚幻的企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