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人有什么样的人格结构，便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里当然排除了那种醉生梦死、对自己一生根本不做全盘筹划的自甘堕落者、丧失人格者，而主要着眼于一种有一定原则和规范的“理想人格”，特别是一个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所标举并为全社会所公认的高迈的人格。而这种高迈的人格虽属于高层次的理想，却毕竟生于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为一般社会上普通人所景仰、推崇和仿效。它并不是与整个社会、包括下层人民群众相脱节和对立的，否则便构不成什么理想人格，只是一种怪癖和变态罢了。

一般人在习惯于用“好”和“坏”、“善”和“恶”这些词来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还有另外一对同样重要的概念，这就是“高贵”和“下贱”。有的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可是人格很低下，他之所以不作恶，只是因为怯懦，或是没有机会；而一个伟大的人格，一位天才或英雄，有时也的确会践踏一些无辜的花草。

人有什么样的人格结构，便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人终其一生，在客观世界中生存，免不了对客观事物的规律，以及它对人的行为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支配力量感到迷惑和畏惧，进而感到崇拜，将它称之为“命数”或“天数”。在这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感受是共同的。然而，在对待这种命数或天数的主观态度上，中、西人格就显出明显的差异来了。一般来说，中国人总是倾向于用天命来为自己开脱，以逃避或减轻良心的自责，为自己的人格“清白无辜”提供外在的理由；西方人则恰好相反，往往通过命运来揭示自己隐秘的、甚至是下意识中所犯的罪过。在此，我们将举《封神演义》和《麦克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常听说，西方哲学源于自然哲学或科学，中国哲学则是伦理哲学、人生哲学。这话当然不假。但我们实际上很少仔细考察西方由自然哲学发展而来的伦理哲学和人生哲学。因此我们在承认西方自然科学发达的同时，暗中还或多或少地怀有一种鄙夷和自傲，觉得我们的文化在伦理道德上是不可超越的。

我们说中国人缺乏“爱心”，是指那种火一般的、照亮和引燃别的心灵的爱，那种发自个人内心、自由自发的冲动型的热情，它从根源上来自个人的某种追求和欲望，如基督教的爱就来自个人灵魂得救的渴望、“永生”的渴望。但中国人也有自己所理解的另一种爱，它不同于个人的爱欲，而是一种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与人、人与物的自然矣系之中的情调，通常人们不太喜欢用“爱”这个字来称呼它，而是用“情”来表示。

前面说了，中国人格最深的根基是“诚”，而诚的最直接体现又是忠孝仁义，那么按理说，中国人就应该是世界上最没有心机、最重信仰、最单纯天真的民族了。然而事实乂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看近年来书摊上充斥于目、泛滥成灾的“中国谋略”“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三十六计”“智谋奇术”“阴谋权术”的书，也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诚实的民族，中国人搞阴谋、算计人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