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顷读湖南《书屋》杂志2004年第八期《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一文，文中先生呼吁一个想做新型知识分子的人在生存问题有了基本的解决之后，应该想到，也有条件做到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一个颠倒（即“把思想本身当作人生的根本基础”）；呼吁“一个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影响社会政治的人首先应该考虑自己的本分和立足点的问题，不要蛻变为争夺权力的政客，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从而失落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乃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立意甚佳。事实上，先生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尘埃》是残雪的一篇象征意味极强的散文小说。说它是“散文”小说，可它一点也不“散”，其实是一篇贯穿着强烈自由意志和个人独立意识的平民宣言。这种平民，和中国传统的“百姓”完全不是一回事，与时下文人动不动就自我标榜的“草根性”也迥然各异，是一种对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的新型人格意识。

拙文《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于第八期《书屋》发表后，立即就有了回应，这是令人高兴的。近收到胡胜华先生来信，对拙文既有赞同，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读后颇有启发。但细细品味，似乎也有一些误会，主要是在我对待胡适的态度方面，胜华先生似有不平之意，埋怨我抹杀了胡适的巨大功劳，将之排斥在了自由知识分子之外。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胡适研究的专家，在胡适有些什么功劳这方面，研究近现代史的胜华先生应当比我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更具有专业性的发言权。只不过，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的大小与他是否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恐怕还是两回事。

陶东风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对我发表于该周刊2月1号上的评论文章做出了《在语境中理解概念的含义》的回应。这种对话是我一直都在企求而往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陶先生的标题似乎是提醒我注意到他书中的上下文语境。为了将问题进一步澄清，我想对这个问题再作一点探讨。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思想版2000年2月1日刊载邓晓芒先生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对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评论。本着学术探讨的宗旨，我现在对邓文中若干批评文字提出一点商榷之商榷。由于篇幅限制，我主要谈对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对范畴的理解。

陶东风先生近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中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看法，就是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保守还是激进，其实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共同接受儒家的‘大同’与‘均贫富’等一套平均主义价值”（第51页）。如“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实际上应该叫作玄学与玄学的论战，因为事实上，‘科学’在论战中已经变成了与玄学同质的话语”，即变成了“超级的、霸权化的人文话语”（第129页）；而“文革”的革命意识形态也并非西方（法国）激进思想的结果，“而是沿袭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的本有传统”（第196页）。另一个很好的想法是，作者主张知识分子在面对当前的世俗化、市场化的潮流时，既不能拒斥它，也不能无条件地拥抱它，而应当“优化它”（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