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易中天先生的近著《艺术人类学》，在当今国内外众多的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首次表明，史前艺术的奥秘并不只是包藏在那早已不留痕迹地消失了的史前人类的一闪念中，也不只是封闭在那重见天日而沉默不语的石斧、陶罐和洞穴壁画中，而且还沉睡在我们自己心里，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奥秘、一般“艺术”的奥秘，即“人”的奥秘对史前艺术的陌生感，无非是对我们自己的潜伏着的、已被遗忘了的本质力量的陌生感而已。

我历来信守一条类似于奥卡姆的“思维经济原则”，即“如无必要，切勿杜撰名词”。但这次似乎不得不破一回例了。与我们这个民族“谦谦君子”的优良传统相应，国人当今已不再依靠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与别国叫板，但我们的自大心理已悄然转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以“文明古国”自居的精神上的沙文主义。据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自轴心时代以来流传至今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不知古希腊文明该如何算，如果不把文明视为生物学上的一种体液或基因组织的话）。这种话听得多了，使人觉得我们今天的面子和自尊都依赖于这“古老”，就像过去乡村里那些老得动弹不了、说话人家都得听着的老族长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和中西比较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似乎就是“姜还是老的辣”；当我们已没有“门”可关的时候，我们只有关上心灵的门对一切说“不”；当世界上已没有人需要我们拯救的时候，我们就把拯救他人的热情预支给了21世纪的四分之三的人类。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犹太神学家赫舍尔进一步推进了康德的问题。他在其所著的《人是谁》中认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提得并不恰当，它表明提问者仍把人当作与任何其他事物同一层次的物来看待，正如问“马是什么”、“云是什么”等等一样。人根本不是“什么”，他不能定义，没有“本质”。正确的提问应当是：“人是谁？”每个人与每个人都是绝不相同的，他是他自己的创造物，只有提到他的名字，才能对他进行描述，而这种描述也不仅仅是外在的事实性的揭示，更是内在的可能性的呈现。

近些年来，“霸权主义”这个词在书籍和文章中频频出现，“文化霸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贸易霸权主义”、“话语霸权”、“知识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不一而足。然而，到底什么是“霸权”，什么是“霸权主义”，什么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才叫作霸权，对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过问。这些用语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情绪化的倾向，一种不满和愤慨，但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就说对方是“霸权主义”，几乎相当于一句骂人的话。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些权力的确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霸权”或“霸权主义”，尤其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我们这个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上，“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的“物竞天择”规律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继我的《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一文之后，石砩先生又提出了新的驳论，即《关于第三种道路及其他——再与邓晓芒先生对话》。显然，石先生这篇文章比上篇文章分析得细致多了，这无疑有利于澄清一些由表达的不确切带来的误解。不过，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摆明真正的分歧在哪里。为此，我愿再与石先生继续商讨。

石砩先生的《为“大孔子学说”的情感一辩——与邓晓芒先生对话》一文，针对我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和情感——评胡国亨先生〈独共南山守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拜读石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该文关注的主要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尽管我的文章中谈“理论”的部分比谈“情感”的部分要多将近一倍的篇幅，石文却仍然只抓住情感来做文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石先生指责我在批评胡先生和“新保守主义”时“并没有恪守客观和理性的原则和尺度，相反带有过分强烈的情绪色彩”，并主张对胡先生的“大孔子学说”的情感“加以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这的确令人高兴并寄予希望。但读完石文，我丝毫看不出石先生的“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表现在什么地方，无非还是用一种情感去辩护一种情感，反对另一种情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