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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在最深的孤独状态中，也仍然不能不从别人出发来思考自身，不能不在他人面前设定自己的角色表演——这正是萨特在竭尽全力来拯救自己的孤独时说显露出来的一个最大的矛盾。当然，萨特说强调的仍然是个人在自决和选择时那种绝对的孤独状态，主张人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先验的自由。根据这一点，许多人把他的理论误解为一种不负责任、不讲道德、任意妄为和为自己的罪恶辩护的学说（“叛徒哲学”等等）。这种误解的产生，一方面也与萨特本人的理论矛盾有关。尽管他一再强调，个人具有绝对自由不光意味着人永远可以任意选择，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而且意味着人必须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能推卸责任给环境和历史；然而，什么叫“自己为自己负责”？难道仅仅是一种内心的愧疚感，而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我行我素吗？难道自己的过错用不着补救，否则就失去了摆脱于历史之外的自由了吗？如果人和人真的不相通，甚至人和自己的过去也不相通，那又怎么谈得上任何责任心呢？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早年的理想抱负而放弃了后来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机会，献身于一项事业，他究竟算不算一个自由人呢？还是在每一瞬间不断改宗、不断作出新的选择的人（如萨特本人）更自由呢？萨特的责任理论是和他的孤独理论、自由理论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

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的。但只有把孤独视为“我之为我”的根本，而肯定并且需要这种孤独，这才是一个人初步意识到自己的人格的标志。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感到过这种需要，他就是在人格上不成熟、未长大的。在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中说体现着的移情、拟人或交感的心理活动，本身还只达到对人的孤独性的否定性意识：人还忍受不了一人独处，他从情感上自然地倾向于将一切对象都看作自己的同类、同伴，他需要有一个倾诉衷肠的对象，能和自己发生共鸣，他需要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的团体、乃至全宇宙的一分子，全宇宙与他齐一，与他“共在世”。

移情作用是人类精神生活开始萌发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标志。在情感体验上把一个对象（不论是人还是物）看作与自己是同一的、有同感的，这要远远先于对别人、对世界的认识性把握，或者说，对世界的认识性把握正是在移情作用对世界做体验性把握中，才逐渐萌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用标示客观事物的性质如热、温、苦、坚等等来描绘人的感情特质：热烈、温柔、痛苦、坚定；但其实语言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恰好相反：只是由于人将主观感受类比、推广到客观事物上去，事物的性质才获得了语言的表达。

什么是忏悔意识？西方的忏悔意识萌发于古希腊，其前提是，将自己的一切实际做过的行为，不论它出于有意或无意，均视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为。如俄狄乌斯神话中俄狄乌斯受命运的捉弄，无意中杀父娶母，但他仍然把这一罪行归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以维持自己人格的统一；这个可怜的罪人自己弄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了王位到处流浪，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来惩罚自己，最终成为一完整、坚强和高大的人格。忏悔意识在中世纪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督教最著名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坦白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次偷窃行为。他与朋友们一起偷了邻家果树上的梨，并不是由于贪恋那些果子，因为他自己家里有更好的；也不是饿极了要充饥，因为他随后就将它们喂了猪。他惊骇地发现，他之所以干了这件事，仅仅只是为了“犯罪的乐趣”，特别是与人一起犯罪（狼狈为奸）的乐趣，是“为犯法而犯法”！正是对于人的这种卑劣天性的沉痛反思，使他绝无可能再依赖对人的“赤诚”本性的信仰，而急切地转向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具有纯洁光辉的、使人乐而不厌的、美丽灿烂的正义与纯洁”的上帝。奥古斯丁把自己由于年幼无知和受人蛊惑而犯罪归咎于自己天性中与生俱来的犯罪欲望，这与俄狄乌斯将自己无意识的犯罪行为归于自由意志，具有同样的性质。人并不单纯，但人格是统一的。

真诚是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成天工于心计、忙于俗务的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诚意的人，也不会面对自我进行反省。人们经常赞扬儿童般的赤子之心，赞扬品德高尚的人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人们希望人与人之间不要有虚伪、欺瞒，要以诚相待，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自身的本性。这的确不失为千古不变的信条。中国古代的子思主张“慎独”，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曾经提出，“尽其心”可以“知其性”，“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只要真诚，就可以把握和实现人的本来的天性。

但人对自我意识的体验，那最直接的自明性（Evidenz）已内在地包含有真诚、虚伪和自欺的成分了。我们的问题是，首先必须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和结构方式，然后考察它们如何表现为独立的人格，最后由此而逼近我们的目标：探讨精神最终秘密，即自由意志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