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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对康德的“智的直觉”极为感兴趣，曾作过大量的探讨，并且专门写了一本书《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将这个概念作为从康德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过渡到中国哲学的桥梁。本文试图指出，牟宗三对康德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从康德的这个概念过渡到中国哲学的立场是不合法的，是经不起康德“批判哲学”的检验的。在中国哲学的意义上承认“智的直觉”，是从康德的批判的高度退回到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牟宗三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是一个被视为泰斗级的人物，他不但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而且是当代研究康德哲学的权威，自英译本所译康德三大批判及对康德的大量疏解，在海内外均有广泛影响。诚如他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言：“自民国以来，讲康德的尚无人能作到我现在所作的这点区区工夫，亦无人能了解到我这点区区的了解，不过，牟先生学术活动的创获时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距今已有20多年，即从牟先生1995年逝世以来，亦已过去10年了。在这段时期内，国内的康德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直接从德文原版翻译过来的康德三大批判的出版，使我们有了重新检视牟氏康德研究成果的机会。本文无意于否定牟氏在国人康德哲学研究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只是试图立足于近20年来我国西学研究的新台阶，对牟氏康德研究中的一些误读作一澄清，以便将国内的康德研究水平更加提升一步，消除一些人云亦云的成说。

自从2007年我在《学海》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发难”的文章《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来，我与郭先生的弟子们的这场有关儒家“亲亲相隐”或“亲亲互隐”的争论，算到胡治洪先生的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为止，已持续了一年零六个月。胡先生的文章最后单独发表，且加上了有关与我们的争论没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两位作者的讨论（涉及我的只有三千多字），这与此前他们四位结成一个阵营来与我对阵、每人动辄洋洋一两万言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胡先生在他的最后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句式是：“明明”如何如何，而“邓先生却硬要”如何如何。这种句式已经谈不上讲道理了。因为所谓“明明”如何，其实恰好是一笔糊涂账，这正是我“硬要”用逻辑和事实来澄清的；胡先生却撇开我的论证而坚持自己那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只是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这种文章已经不再具有回应价值了，所以我也没有再写文章来作进一步回复。胡先生的另外三位战友及时罢手收兵，还是比较明智的。

《学海》杂志今年第1期刊发了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一文后，引来了一系列商榷和反驳的文章，其中有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的四篇已发在《学海》今年第2期上，对此我已作了一对一的回应，发于该刊第4期。林桂榛先生的《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则是第五篇公开发表的商榷文章，发于《江苏社会科学》今年第4期上。网络上的文章更多，但为了避免打乱仗，我一般只回应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以愿在这里对林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林文”）作答。林先生的文章（引用只注明《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页码）共分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

近读发表在《学海》2007年第6期上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儒生再次针对我的一组批评文章（分别是《诬妄的批判——答邓晓芒教授》、《逻辑、法律与“原子”公民——邓晓芒先生的“连环锁子甲”》、《批判的前提——回邓晓芒教授》、《辨误者再误——析〈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深感论者成见之深。如果一个学者抱定一个立场来和对立观点论争，出于情感的原因，反正不能输，那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了。唯一能够解套的办法，一个是逻辑，一个是事实。本文尝试再次和四儒生作一次对话，是因为我相信在逻辑和事实的基础上，真理越辩越明。

胡塞尔把逻辑判断的起源追溯到前谓词直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给逻辑判断形式以生命活力，突破了传统逻辑的那种僵化的理解，打破了西方两千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的逻辑偏见，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艺术思维提供了更广阔的逻辑空间。然而，他出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偏见，试图把一切诗性话语全部塞入“纯粹逻辑”的先验框架之中，以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就把逻辑形式的真正起源屏蔽掉了。在他那里，没有什么逻辑判断的起源，只有逻辑判断的前谓词阶段和谓词阶段所构成的“谱系”，因此语言、经验直观、诗归根结底也是逻辑，逻各斯的非逻辑含义被遮蔽了，活的隐喻被闷死了。纯粹逻辑是从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在隐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逻辑要素，而是诗性要素，语言起源于诗，而不是起源于逻辑。胡塞尔架空语言，一心要把非逻辑的东西都归于逻辑，无法真正解决逻辑的起源问题。但他提出的逻辑谱系学所暗示的恰好是：逻辑最初是语言中的非逻辑因素由于其自否定而形成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