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本书在《儒家伦理新批判》2010年版（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基础上，保留了文集的主体部分即我与六位儒家伦理的捍卫者（郭齐勇、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林桂榛）的轮番笔战，也就是本书的上篇；但对下篇的篇自做了调换。原来下篇包括我对车宗三先生在康德哲学上的误读的四篇批评文章，现在我把它们全部转到了我的另一本书即《康德哲学诸问题》里面去了，因为车先生虽然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这几篇文章所谈的问题却不限于我对儒家伦理的批判，还包含有其他一些理论问题，主要是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问题，因此放到那本书中应该更为合适。现在这里的下篇，主要包括前面那场论战的余绪，即事隔两年之后我与郭齐勇、陈乔见的再次论战的文章，以及与邱文元、谢崛两人的三篇“遭遇战”的文章，再就是四篇正面阐述我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观点的文章（《中国道德的底线》《我与儒家》《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都发表于2010年以后。比起本书的初版来，这个新编本应该更加适合于书名所表明的主题，这就是对儒家伦理展开全方位的批判。

公孙龙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唯一的一位认真关注语言哲学、提出过诸多语言悖论并留下了系统的论证过程的哲学家。他的三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白马论》触及了殊相和共相的矛盾关系，《指物论》展示了能指和所指的指谓关系，《名实论》则讨论了作为“正名”方法的名实关系。在其中，他以敏锐的眼光暴露了所有这些问题内部所隐藏的但不可回避的“自否定”结构，但却由于他自身的逻辑训练不够到位而无法自圆其说，出现了一系列的逻辑漏洞和诡辩，表明中国哲学中先天性的“反语言学倾向”导致这位中国古代最机智的语言哲学家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困境。

近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邱文元博士的大作《儒家是“结构性伪善”吗？——关于康德与儒家人性论与邓晓芒商榷》（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眼前一亮：终于有儒家学说的代言人对我的儒家伦理批判作出回应了。通读全文，感到邱先生确实下了不少工夫，至少，他对我的文本和康德哲学是认真对待的，作了详细的引证与解读，这在当代儒家学者中十分罕见。当然，这些引证和解读中也有不少属于误解，尤其是，当邱先生把我的观点以及康德的思想和儒家的观点加以对比时，这些误解往往具有原则上的歧义。这些歧义有些是出于立场的偏颇，有的则是由于作为儒家信徒本身在思维方法上的缺陷。在此我想就这些问题作一点辨析，以就教于邱先生和儒家学界。

邓晓芒对比了儒家心性论和康德道德哲学，认为“中国文化的毛病则是缺乏自我意识”。他认为自我意识就是一种执著，就是要把自己当作认识对象来认识。但是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执著的特点，在儒家那里是没有的。儒家只有本心的概念，你可以对所有别的东西进行规定，但是对于本心你不能进行任何规定，你进行任何规定都说明你的心还不干净，你有它的规定在心里面堵塞着，你就还没有破除一切执著。邓晓芒认为，这个本心在破除一切执著的同时，也就破除了自我意识。

“自我”或“心”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是牟宗三读康德哲学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与儒家学说中的“心性”挂起钩来，所以对此他不吝篇幅，在其研究康德哲学的两部成熟期的代表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作了大量的论述。但该问题不仅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西方哲学康德以后的发展（从费希特直到胡塞尔的“自我学”）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将要证明，牟宗三在康德的自我问题上充满着误读，当他自以为打通了康德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时候，恰好暴露了他以中国哲学的立场无法真正进入西方哲学的语境，实际上不过是在自说自话而已。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构架体系的把握，最仰赖的就是“现象”与“物自身”这一对范畴，特别是“物自身”的概念，他称之为“批判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牟宗三还特别为此写了一本大书：《现象与物自身》，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分别作为全书的切入点（即第一章的标题：“问题的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对牟宗三在康德“物自身”问题上所产生的误读，说明中国人在吸收和理解西方思想时必须努力克服一种浮躁情绪，否则花了极大的工夫也只能做到自说自话，达不到中西文化沟通和交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