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近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邱文元博士的大作《儒家是“结构性伪善”吗？——关于康德与儒家人性论与邓晓芒商榷》（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眼前一亮：终于有儒家学说的代言人对我的儒家伦理批判作出回应了。通读全文，感到邱先生确实下了不少工夫，至少，他对我的文本和康德哲学是认真对待的，作了详细的引证与解读，这在当代儒家学者中十分罕见。当然，这些引证和解读中也有不少属于误解，尤其是，当邱先生把我的观点以及康德的思想和儒家的观点加以对比时，这些误解往往具有原则上的歧义。这些歧义有些是出于立场的偏颇，有的则是由于作为儒家信徒本身在思维方法上的缺陷。在此我想就这些问题作一点辨析，以就教于邱先生和儒家学界。

邓晓芒对比了儒家心性论和康德道德哲学，认为“中国文化的毛病则是缺乏自我意识”。他认为自我意识就是一种执著，就是要把自己当作认识对象来认识。但是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执著的特点，在儒家那里是没有的。儒家只有本心的概念，你可以对所有别的东西进行规定，但是对于本心你不能进行任何规定，你进行任何规定都说明你的心还不干净，你有它的规定在心里面堵塞着，你就还没有破除一切执著。邓晓芒认为，这个本心在破除一切执著的同时，也就破除了自我意识。

“自我”或“心”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是牟宗三读康德哲学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与儒家学说中的“心性”挂起钩来，所以对此他不吝篇幅，在其研究康德哲学的两部成熟期的代表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作了大量的论述。但该问题不仅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西方哲学康德以后的发展（从费希特直到胡塞尔的“自我学”）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将要证明，牟宗三在康德的自我问题上充满着误读，当他自以为打通了康德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时候，恰好暴露了他以中国哲学的立场无法真正进入西方哲学的语境，实际上不过是在自说自话而已。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构架体系的把握，最仰赖的就是“现象”与“物自身”这一对范畴，特别是“物自身”的概念，他称之为“批判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牟宗三还特别为此写了一本大书：《现象与物自身》，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分别作为全书的切入点（即第一章的标题：“问题的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对牟宗三在康德“物自身”问题上所产生的误读，说明中国人在吸收和理解西方思想时必须努力克服一种浮躁情绪，否则花了极大的工夫也只能做到自说自话，达不到中西文化沟通和交融的目的。

牟宗三对康德的“智的直觉”极为感兴趣，曾作过大量的探讨，并且专门写了一本书《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将这个概念作为从康德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过渡到中国哲学的桥梁。本文试图指出，牟宗三对康德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从康德的这个概念过渡到中国哲学的立场是不合法的，是经不起康德“批判哲学”的检验的。在中国哲学的意义上承认“智的直觉”，是从康德的批判的高度退回到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牟宗三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是一个被视为泰斗级的人物，他不但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而且是当代研究康德哲学的权威，自英译本所译康德三大批判及对康德的大量疏解，在海内外均有广泛影响。诚如他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言：“自民国以来，讲康德的尚无人能作到我现在所作的这点区区工夫，亦无人能了解到我这点区区的了解，不过，牟先生学术活动的创获时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距今已有20多年，即从牟先生1995年逝世以来，亦已过去10年了。在这段时期内，国内的康德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直接从德文原版翻译过来的康德三大批判的出版，使我们有了重新检视牟氏康德研究成果的机会。本文无意于否定牟氏在国人康德哲学研究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只是试图立足于近20年来我国西学研究的新台阶，对牟氏康德研究中的一些误读作一澄清，以便将国内的康德研究水平更加提升一步，消除一些人云亦云的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