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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源自这样一个问题，即何谓历史？在常人的眼中，历史学家都是研究故纸堆的，过去了的事情，你研究得再好，也是“事后诸葛亮”，无补于当今现实。所以历史往往被人们视为史料的堆积、记忆的碎片，虽然有助于人们获得某种历史的“教训”，其实却很少有人吸取这种教训，因为人人知道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再多的教训也挡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和“再试一次”的渴望。在这种理解之下，以往的历史毫无意义，或者顶多有点修辞学上的意义，为了说明今天的某事，而拿历史上的某事来比附说事，这就是“影射史学”。于是历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你想要怎么说她就怎么说她，她永远不会说话和提出抗议。因为历史基本上被看作“死人的王国”，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表面化的观点，随着人类历史自我意识的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了。自从近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还提出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正在向历史的内在本质深入，并启发今天的人们把历史理解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必要重新来问这个问题：何谓历史？

我的这一估计是建立在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这个大环境的总体趋势上的。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国文学的前景是走向世界或“世界化”了。我们当然只能以民族化的方式走向世界，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并不错。其实最西方化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还是民族化的，我们因此也可以倒过来说：越是世界化了的才越是真正民族化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自以为对“民族化”懂得很多，而对“世界化”则感到不可理喻（如诺贝尔奖老是不承认我们）。我相信，随着21世纪中国成为更加开放的民族，这些问题迟早会变得不再是问题的吧。

所谓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抛弃过去一个长时期中由政治口号和道德说教伪装起来的虚假人格，而力求从自己内心去发现自我、真我，力求真实地、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追溯新时期整个文学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一条不断向作家自身灵魂深处进行探索和挖掘的艰难道路：从“伤痕文学”的愤激的控诉到“反思文学”冷静地向内转，从“朦胧诗”独抒性灵式的心绪迷茫到“寻根文学”远距离的原始回归，从现代派和先锋小说的烦躁不安，直到“痞子文学”游戏人生式的大彻大悟和“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平常心”，都是新时期作家这一心路历程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总的说来一个比一个更深入，并且越到后来，便越是清晰地显露出作家的内在灵魂。

当尼采向世人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们很少注意到，他说出来的是一句双关语，即：不死的上帝已死，有死的上帝诞生了。这个新上帝就是艺术家，卑微的、受难的、遭人唾弃的但又受人崇拜的艺术家。说艺术家成了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比说上帝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贴切得多。在从前，宗教支配着人的艺术精神，而今是艺术在锻造着人的信仰。这件事使整个基督教世界起了巨大的震荡，使西方人的宗教精神中涌进了一股非同凡响的、令人起恐慌的狂潮。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在向世人宣讲新的福音；艺术家以自己的真诚，在演示着真正的“道成肉身”。艺术家背负着自己孤独的十字架，到处寻找自己所向往的各各他。

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着西装、身板笔挺的老教授，由一位小姑娘陪伴着昂首散步，这就是国内鼎鼎大名的美国史泰斗、今年已届九十七岁的刘绪贻老先生。我认识刘先生多年了，但由于专业不同，平时接触并不多，只是常常读到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鼓吹启蒙、批判现代新儒学的文章，深感老先生宝刀不老，有股年轻人的锐气。近获先生所赠《箫声剑影———九十七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上）一书，一口气读完，掩卷沉思良久。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近百年的坎坷经历和思想历程，历历如在眼前。书中有上个世纪初先生家乡湖北黄陂农村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的感性描述，有先生自幼求学立志报效国家民族的个人经历，有对传主的亲人、同学、朋友、恋人、老师和社会各色人等的栩栩如生的回忆，有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以及后来远渡重洋负笈花旗的学习和见闻，有先生在重庆官场郁郁不得志和受排挤的现实体验，还有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和反思对中、美社会文化之比较。我惊异于先生记忆力之超群，他居然能在近百岁的高龄把幼时的场景和漫长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作如此细致入微和有条不紊的描写，充分体现了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学术天赋；更佩服先生头脑之清晰，不论是对外部现实环境还是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剖析，他都是那么客观冷静，尤其对自己的解剖，是那么的无情和深入，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通常极难避免的那种文过饰非、自我标榜的劣习。由于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我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评说，只就我最感兴趣的方面略谈一点感想，其中重点谈谈刘先生对西南联大时期三个著名的学术大师的评价。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直到黑格尔，贯穿着一条“逻各斯主义”的传统，体现出对语言及其逻辑关系的高度重视；相形之下，中国古代哲学却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这一方面使中国哲学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因素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本文想就与此相关的几个最重要的中国哲学范畴对此作一点分析。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是一种和形式逻辑并列的另类逻辑，而是以形式逻辑为其初阶的大写的“逻辑”，它将语言的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统一为一种“自否定”的创造主体，不仅是用来建构“语言学之后”的逻辑方法，而且是这一形而上学体系本身的灵魂。但黑格尔并未充分意识到辩证逻辑与“语言学之后”的关系，而是仅仅从逻辑形式上容纳了内容中的某些非逻辑效果，却把其中的诗性精神和隐喻结构全部置于“意谓”（Meinung）之中不加言说，最终使辩证逻辑窄化为传统本体论（存在论）的一种表达形式或工具。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劳动学说引出语言起源上的辩证本性，又以现象学的眼光将这种语言本性提升到哲学人类学的层次，最后在这一层次上揭示出语言本质上的诗性或隐喻结构，这有助于呈现辩证逻辑的全部内涵，探究语言的自否定结构作为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意义，以及通过对中西不同形而上学原理的嫁接来建构这一形而上学的设想。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都有点觉得匪夷所思。现代物理学告别思辨的形而上学已有一百多年了，难道当今物理学界的顶尖级泰斗霍金与思辨哲学真的还有什么瓜葛吗？当年似乎只有谢林和黑格尔合办过一份《思辨的物理学》杂志，自那以后，“物理学”和“思辨”二字始终无缘，谁要再想起这个话题，将被人视为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古尸。不过，双方接近的苗头至少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物理学在它的发展中越来越像是思辨哲学。我本人当时就是从“内部发行”的不定期杂志《自然辩证法》和《摘译》上的那些大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里，去捕捉现代物理学最新进展消息的。我像读哲学文章一样怀着巨大的热情读那些宇宙学的文章，并深感现代理论物理学中充满着哲学思辨的气息，似乎又回复到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有趣时代了。直到今天，还可以用一句流行语来讲国外的学术界状况：“物理学家像哲学家一样说话，哲学家像物理学家一样说话。”不过，如果说现在像哲学家一样说话的物理学家都是一流的物理学家的话，那么像物理学家一样说话的哲学家决不是最好的哲学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哲学的沉沦。

全世界的人恐怕都会承认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可惜只限于过去。我二十多年前看《霍元甲》，前年又看了《李小龙》，发现里面都有类似的情节：一个是打败了日本武士，另一个是打碎了“东亚病夫”的牌子。《李小龙》里有所改进，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让一个日本武士充当他的跟班、他的崇拜者。再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李小龙后来在美国读的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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