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但是，尽管福尔迈的思想有这样一些致命的局限性，他对“自然向人生成”这一原理的论证和阐述却是极为精彩和连贯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哲学完全可以把他的进化认识论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环节吸收进来，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这方面，舒远招博士的详尽而流畅的评述和分析具有不可多得的理论价值。

莱辛出生于德国萨克森一个牧师家庭，十三岁进入著名的圣阿芙拉公爵学校，表现出非凡的天份。一七四六年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与莱比锡戏剧界接触，写了一系列喜剧，曾立志成为德国的莫里哀。后来又学过医，写过报纸评论文章，发表过散文和寓言，与正统派神学家们展开过最激烈的论战。他终生为了能做一个职业作家而苦苦挣扎，但由于一生贫困，不得不先充当一个将军的秘书，后来又为一个公爵管理图书，所有作品大都是在业余写出来的。他晚年惟一的幸福是他的爱妻和孩子，但都先后被死神从他手中夺走。他在精神上的长期孤独和被人误解是导致他早死的原因之一。但莱产所处的时代正值德国启蒙运动，他以其犀利的文笔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向当时的德国腐朽势力猛烈开火，成为德国启蒙思想界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的贡献格外突出，他在德国思想界一开始就是作为文艺思潮的泰斗而为世人所瞩目。他的名著《拉奥孔》对好几代德国美学家和文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汉堡剧评》则“代表了当时生气蓬勃的评论界”。他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戏剧原则，为建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戏剧理论和戏剧风格而殚精竭虑。在戏剧创作上，他的代表作是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悲剧《爱密丽亚·迦绿蒂》和诗剧《智者纳旦》，均具有开创性意义，被称为“德国第一位不朽的戏剧家”。

我以为，完全取消评奖也不是个办法，它不足以杜绝学术中的腐败。其实，学术评奖反映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术标准问题。学术评奖可以取消，甚至科研基金的评审也可以取消，但是职称的评定呢？学位的授予呢？总不能没有任何评价标准吧？只要与名利挂勾的事，都有可能滋生腐败。能否诉之于人们、特别是那些评奖主持者的道德自律呢？我看也不可靠。何况即使道德高尚的人，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学术眼光的高明，道德与学术公正并无必然的联系。造成学术腐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一个体制问题，也就是学术民主的问题。学术不民主，就给不道德的人以大量的可乘之机，有道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结果是很难达到公正；反之，在学术民主的情况下，即使人人都缺乏道德境界，但却能受到牵制，最终实现比较公正的评判。

闵乐晓先生的《文化阵痛与新生》一书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现代西方文化现象千头万绪，瞬息变化，要从这一派看似杂乱无章的气象中清理出一条内在一贯的线索，实属不易。作者以其丰富的引证、敏锐的体验和思辩的穿透力，展示了现代西方反主流文化在广阔的活动舞台上的来龙去脉，深入到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结构，于荒诞处见出合理，于悖谬处寻求逻辑。这是一股清新的风，从文字到风格都显示出生气和力度，透出新一代年轻学者狂飙突进般的思想锋锐；更令人惊异的是，本书并不像有些赶浪潮的著作那样以浮夸来掩饰内容的贫乏，而是字里行间蕴含着思维的凝重，提出了不少“货真价实”的见解。这些，认真的读者当会自行体会得出来。

在近代哲学家中，至今还被人们谈论不休的，除了康德之外，就要数休谟了。而在英语世界里，对休谟的研究和推崇还要超过康德，成为了20世纪的一大“显学”。个中缘由，固然与休谟平实而又优雅的思想风格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休谟哲学的内涵尽管初看起来不如德国思辨哲学那么深厚，却如同醇酒，越是历经时日，越是后劲十足。

贺昌盛先生在今年第一期《长江学术》上发表了《也说“另类的残酷”——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一文，对我的《灵魂之旅》中最后增补的一章《卫慧与棉棉：另类的残酷》（载《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4页以下）作出了评论和批评。这是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公开反应，拜读之后，感到很高兴，因为通常我的这些评论发表出来以后就像石沉大海，或是投进了一个万丈深渊，令我深感“无声的中国”之寒心。国人大抵不喜欢听乌鸦的叫声，不幸听到了，就装作没听见。他们宁可欣赏一些做作的“酷评”，那实际上是戏台上装扮的乌鸦，而对真正痛苦的反思，则或是没有勇气面对，或是没有能力理解。贺先生的文章首次对我的这些文字中所表达的思想性作出了回应，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我自己就把我的评论视为对文学的思想评论和哲学评论，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理会其中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