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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是我在德文哲学文献翻译上的第一篇处女作康德《实用人类学》译稿的审稿人。记得当年（1986年）接到梁先生寄回给我的经过批改的译稿和充满鼓励的回信时，感激和钦敬之情难以言表。梁先生的字迹清秀而严整，包括信封上的字都一笔不苟，几乎可作“硬笔书法”的范帖，令我深感惊异。这种字只有心气极为充盈的人才写得出来。梁先生作为前辈名家对我的点拨使我在翻译技巧上茅塞顿开，更重要的是，他的严肃认真的学问态度给我的示范是我终生难忘的。

近读河南张志伟先生《是与在》一书，有眼前“豁然开朗”之感。作者用西方语言中的“是”与“在”之混淆不分来诠释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凭借逻辑理性宰割现实存在的科学主义传统，并以海德格尔的“在”来瓦解“是”的霸权统治，这是我所读到的近年来“在”派对“是”派的最强有力的回应。作者所面对的两个强劲对手，一个是以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另一个是以德里达或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前者，他解决得干净利落。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把逻辑和经验当作一个命题有无意义的唯一标准。作者问道：“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以此为标准来判定语言是否有意义呢？⋯⋯难道这种选择本身的存在还有什么实证的可能性吗？”“判定意义的标准本身就属于意义（价值）范畴，而不属于经验或逻辑的范畴⋯⋯因为这种意义是不可证实的，正如‘理念’、‘绝对’、‘精神’等等一样是不可证实的”。选择意义标准的那个标准肯定不属于逻辑上的“是”的问题，而属于现实中的“在”的问题。

虽然事情如此荒唐，但为了以正视听，我们且与这篇匿名文章（以下简称“《办》文）的作者计较一番。纵观《办》文，尽管指天发誓为本案的主要责任人陶德麟的道德品质担保，并列举了九条理由来为这次评奖辩护，但细究起来，没有一条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故意东拉西扯、避重就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法却十分拙劣。且待我们逐条来进行澄清。

近些年来，学术界的各种丑闻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广大读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的腐败正在向着神圣崇高的学术领域长驱直入，这样下去，我国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实在堪忧。例如，今年湖北省社会科学（1994—1998年）优秀成果奖（政府奖）的评奖活动、尤其是其中的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奖活动，就是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体现了搞学术腐败的典型方式。

一个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往往会对西方精神的奇特怪异感到迷惑不解，无法用日常生活中的情理去破译西方文化一连串的历史之谜。例如，古希腊神话中那些道德败坏、刚愎自用的神究竟有什么值得人顶礼膜拜的？早期基督徒如此懦弱无能、任人宰割，还宣扬“不以暴力抗恶”，为什么却能在一个比一个暴虐的罗马统治者面前节节胜利？中世纪教皇手下无一兵一卒，为何能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并迫使强大的世俗君主俯首称臣？路易十四竟为了宗教上的原因将国内大批最宝贵的能工巧匠逐出国境，促成了敌国的繁荣昌盛，这难道不是发了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此荒唐无稽，怎么会获得当时大批受过近代科学熏陶的进步人士的欢迎？⋯⋯凡此种种，都会使我们中国的读者惊奇地发现，所谓西方文化和西方精神，是不能单纯用现实的功利、既存的事实和自然的心性来解释的。那是一种“神旨的感召”，是一种超越世俗道德政治和世俗功利而追求某种“可能的世界”的普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法权思想和“正义”观念于无形中支配着西方传统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和行为模式，绘写了西方数千年跌宕起伏、喧嚣不已的文明史⋯⋯

近年来，西方宗教哲学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就是被称为“古典”哲学家的康德在宗教哲学思想上为现代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因此，对康德宗教哲学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至今还是一项空白，有关这方面的中文资料也极为有限。谢舜博士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承担了这一理论课题，在阅读和参考了不少文献资料，包括许多未翻译过来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难度很大的工作，为国内康德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