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在近代哲学家中，至今还被人们谈论不休的，除了康德之外，就要数休谟了。而在英语世界里，对休谟的研究和推崇还要超过康德，成为了20世纪的一大“显学”。个中缘由，固然与休谟平实而又优雅的思想风格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休谟哲学的内涵尽管初看起来不如德国思辨哲学那么深厚，却如同醇酒，越是历经时日，越是后劲十足。

贺昌盛先生在今年第一期《长江学术》上发表了《也说“另类的残酷”——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一文，对我的《灵魂之旅》中最后增补的一章《卫慧与棉棉：另类的残酷》（载《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4页以下）作出了评论和批评。这是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公开反应，拜读之后，感到很高兴，因为通常我的这些评论发表出来以后就像石沉大海，或是投进了一个万丈深渊，令我深感“无声的中国”之寒心。国人大抵不喜欢听乌鸦的叫声，不幸听到了，就装作没听见。他们宁可欣赏一些做作的“酷评”，那实际上是戏台上装扮的乌鸦，而对真正痛苦的反思，则或是没有勇气面对，或是没有能力理解。贺先生的文章首次对我的这些文字中所表达的思想性作出了回应，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我自己就把我的评论视为对文学的思想评论和哲学评论，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理会其中的思想。

笛卡尔曾说过，一个人一生总得有一次把自己从小当作无可置疑的一切东西全部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然后再重新开始寻找真正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把这一原则称之为“呕吐原则”。近读陈家琪《沉默的视野》一书，发现他也是这样看的，不过他更多地强调的是经过这样的“呕吐”之后，“信仰与价值观一定会在‘失重’中无所依附”（第205页）。的确，这本书可以看作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呕吐”。

中西文明源流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各自的基本特点。100年来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时由于政治实用主义和道德批判的狭隘偏见走了一些弯路。当前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史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哲学史经历了从客观世界的哲学到主观精神的哲学再到主客观关系的哲学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西方哲学史中作为其重要一环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和尝试。

我是一个中国人，学的却是外国哲学，这里头总让人觉得有点儿蹊跷。记得70年代末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许多同事和熟人都来问我：你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专业？有人表示“理解”说，冷门嘛，成功率高。我当时只是笑笑，无法作出解释。其实那时我自学西方哲学已有十年工夫了，至于我为什么走上哲学这条道路，我已在“我怎么学起哲学来”一文中谈过了。在本文中，我主要想谈谈我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申林先生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发表了《对海德格尔的误读》一文（以下简称“申文”，引文只注页码），针对我的《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见《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进行了一种纯粹学理的批评。这种批评就事论事，态度严肃，是值得提倡和钦敬的。现在的问题是，申先生对我的三点批评是否击中了要害，以及他对海德格尔的辩护是否成功？本文想就此与申先生再作探讨，并就教于国内众多的“海学”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