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内，国人一听到哲学二字，就以为是指政治，而那时的政治则和专案组、运动、档案材料、揭发等等联系在一起。现在，这种情况已大大改观。许多高校的哲学系已不再顶着哲学之名，而改成了政教系、政法系、行政管理系等等。然而，这种脱勾马上又带来了另一种尴尬，这就是哲学无用论的盛行。

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我看来，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九十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我感到有些吃惊，并且颇不以为然，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

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目标。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甚至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在把青少年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而大学教育则多半成了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如，只在做培训状，纯粹是为了混文凭。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服从，即无条件地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加入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邓晓芒和项贤明讨论关于读书和教育的访谈。

香港学者胡国亨先生在其近著《独共南山守中国》中，开宗明义便提出：“要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要恢复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然而，读完此书，我却感到对我素来未曾动摇过的“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我从中读出的似乎是作者对中国文化在当代是否还具有吸收世界文明的能力感到绝望的颓废情绪。但最令人奇怪的是，这种颓废情绪竟是用一种气吞山河的口吻宣布出来的，似乎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就表现在它可以孤芳自赏、不屑于赶上和适应我们这个一日万变的时代上。胡先生以为，当他说整个当代中国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败坏）已完全不行了，只有两千年前的一个孔丘还说过一些值得记取的话时，他是在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睥睨世界提供一个唯一的立足点。但这种阿Q式的自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显得尤其不合时宜，哪怕它已经“俱分进化”地装备了一套一套的当代西方的理论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