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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萐父先生学术文集《吹沙集》初版于1991年，本文是邓老师1992年的读后评述。“吹沙”二字，出自刘梦得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正恰当地概括了萧先生的治学和为人，萧先生后又有《吹沙二集》、《吹沙三集》、《吹沙纪程》面世，可见对此书名之偏爱。虽然作者自谦“是否见到真金，则很难说”，但在邓老师看来，书中所论述思想宏富，分析透辟，见解发人思索，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的真知灼见。

何萍同志近著《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一书，立足于一个新的思维层次，即立足于文化一历史层次，运用文化发生学的方法，同时吸收国外一些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美学家、自然科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中作出了新的开拓。

什么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创造出一整套前人所没有说过的、闻所未闻的说法，这是一个民族乃至于全人类能够有所前进、有所发展的前提。这方面我认为有两个要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理论创新必须有一个时代的现实的新内容，二是必须有适合于这个新内容的崭新的思维形式。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本文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进行了一种谱系学的比较，指出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虽然已包含有积极自由的萌芽，但总体上仍然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黑格尔则针对康德的这三个层次作了自己的调整和改进，发展出了自由意识的三个历史阶段，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历史理性中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更深刻更系统地展示了自由概念的逻辑谱系。文章最后对康德和黑格尔自由观各自的得失利弊进行了权衡。

对于《死亡哲学》这样一部在国内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来说，引起各种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在这方面我只想提出两点，供作者和读者参考。一是在西方有关死亡的哲学思考中，自古以来便十分关注并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有关“自杀”的问题。西方人很早便注意到，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能够有意识、有预谋地自杀，而这个问题在本书中除偶尔提到外，基本上没有展开论述。二是本书在对中、西哲学家的死亡观进行比较时，对两大文化之间的差异似乎注意得不够。中国传统哲学一般说来强调从生命的意义来看待死，而很少从死亡本身来赋予生命以意义，因而对于死亡问题要么是淡化，要么是回避，其生命意识主要立足于宇宙整体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而非有死者个人只此一次的、须由自己来谋划并人为地赋予其意义的生命活动。但不能否认，本书的新意恰好在于，它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历来被忽视的死亡问题以哲学的方式系统地提出来，这就促使我们在生死问题上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正是由于这一点，陈修斋、萧萐父两位先生欣然为之作序，表明了学界前辈对这一研究成果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