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一个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往往会对西方精神的奇特怪异感到迷惑不解，无法用日常生活中的情理去破译西方文化一连串的历史之谜。例如，古希腊神话中那些道德败坏、刚愎自用的神究竟有什么值得人顶礼膜拜的？早期基督徒如此懦弱无能、任人宰割，还宣扬“不以暴力抗恶”，为什么却能在一个比一个暴虐的罗马统治者面前节节胜利？中世纪教皇手下无一兵一卒，为何能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并迫使强大的世俗君主俯首称臣？路易十四竟为了宗教上的原因将国内大批最宝贵的能工巧匠逐出国境，促成了敌国的繁荣昌盛，这难道不是发了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此荒唐无稽，怎么会获得当时大批受过近代科学熏陶的进步人士的欢迎？⋯⋯凡此种种，都会使我们中国的读者惊奇地发现，所谓西方文化和西方精神，是不能单纯用现实的功利、既存的事实和自然的心性来解释的。那是一种“神旨的感召”，是一种超越世俗道德政治和世俗功利而追求某种“可能的世界”的普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法权思想和“正义”观念于无形中支配着西方传统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和行为模式，绘写了西方数千年跌宕起伏、喧嚣不已的文明史⋯⋯

近年来，西方宗教哲学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就是被称为“古典”哲学家的康德在宗教哲学思想上为现代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因此，对康德宗教哲学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至今还是一项空白，有关这方面的中文资料也极为有限。谢舜博士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承担了这一理论课题，在阅读和参考了不少文献资料，包括许多未翻译过来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难度很大的工作，为国内康德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尽管福尔迈的思想有这样一些致命的局限性，他对“自然向人生成”这一原理的论证和阐述却是极为精彩和连贯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哲学完全可以把他的进化认识论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环节吸收进来，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这方面，舒远招博士的详尽而流畅的评述和分析具有不可多得的理论价值。

莱辛出生于德国萨克森一个牧师家庭，十三岁进入著名的圣阿芙拉公爵学校，表现出非凡的天份。一七四六年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与莱比锡戏剧界接触，写了一系列喜剧，曾立志成为德国的莫里哀。后来又学过医，写过报纸评论文章，发表过散文和寓言，与正统派神学家们展开过最激烈的论战。他终生为了能做一个职业作家而苦苦挣扎，但由于一生贫困，不得不先充当一个将军的秘书，后来又为一个公爵管理图书，所有作品大都是在业余写出来的。他晚年惟一的幸福是他的爱妻和孩子，但都先后被死神从他手中夺走。他在精神上的长期孤独和被人误解是导致他早死的原因之一。但莱产所处的时代正值德国启蒙运动，他以其犀利的文笔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向当时的德国腐朽势力猛烈开火，成为德国启蒙思想界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的贡献格外突出，他在德国思想界一开始就是作为文艺思潮的泰斗而为世人所瞩目。他的名著《拉奥孔》对好几代德国美学家和文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汉堡剧评》则“代表了当时生气蓬勃的评论界”。他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戏剧原则，为建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戏剧理论和戏剧风格而殚精竭虑。在戏剧创作上，他的代表作是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悲剧《爱密丽亚·迦绿蒂》和诗剧《智者纳旦》，均具有开创性意义，被称为“德国第一位不朽的戏剧家”。

我以为，完全取消评奖也不是个办法，它不足以杜绝学术中的腐败。其实，学术评奖反映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术标准问题。学术评奖可以取消，甚至科研基金的评审也可以取消，但是职称的评定呢？学位的授予呢？总不能没有任何评价标准吧？只要与名利挂勾的事，都有可能滋生腐败。能否诉之于人们、特别是那些评奖主持者的道德自律呢？我看也不可靠。何况即使道德高尚的人，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学术眼光的高明，道德与学术公正并无必然的联系。造成学术腐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一个体制问题，也就是学术民主的问题。学术不民主，就给不道德的人以大量的可乘之机，有道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结果是很难达到公正；反之，在学术民主的情况下，即使人人都缺乏道德境界，但却能受到牵制，最终实现比较公正的评判。

闵乐晓先生的《文化阵痛与新生》一书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现代西方文化现象千头万绪，瞬息变化，要从这一派看似杂乱无章的气象中清理出一条内在一贯的线索，实属不易。作者以其丰富的引证、敏锐的体验和思辩的穿透力，展示了现代西方反主流文化在广阔的活动舞台上的来龙去脉，深入到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结构，于荒诞处见出合理，于悖谬处寻求逻辑。这是一股清新的风，从文字到风格都显示出生气和力度，透出新一代年轻学者狂飙突进般的思想锋锐；更令人惊异的是，本书并不像有些赶浪潮的著作那样以浮夸来掩饰内容的贫乏，而是字里行间蕴含着思维的凝重，提出了不少“货真价实”的见解。这些，认真的读者当会自行体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