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灵魂的苦药

1987年下半年完稿的《突围表演》,是残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残雪首次真正把人生变成了艺术,把艺术变成了人生。艺术和人生的融洽无间,在其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纯熟程度。在这里,她既是作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家;而在她同时成为这三者的时候,她甚至不需作特别的说明。她抛开了《黄泥街》中那个外在于内容的叙述者“我”,也放弃了《苍老的浮云》中将虚汝华与自己相区别的客观描述(虽然虚汝华带有残雪本人的浓重的影子),她现在直接就是“X女士”,就是《天堂里的对话》中的“我”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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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赵林这本书的主流倾向而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反对和排斥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否则他就不会如此津津乐道于西方文明的演进了。但他一方面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根基,来嫁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传统的资源绝不能一成不变地从古代拿过来,而是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儒家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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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创同博士是我在武汉大学攻读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时的同窗好友。由于所学专业接近,我们朝夕相处,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对他的学术功底,我是了解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翻译了美国系统哲学的重要人物欧文·拉兹洛的《系统、结构和经验》一书,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纳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出版,初版即印了8万册,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影响。后来他去了加拿大深造,并获得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几年前,他又回归祖国,任教于兰州大学哲学系,将平生所学贡献于我国的学术事业。李创同博士新著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学思想家》一书,是我最愿意向大学生推荐的现代科学哲学教材。在此之前,我读过1984年由作者的老师、国内著名的科学哲学权威江天骥先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科学哲学教材《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该书在国内这一领域是奠基性的。但李博士的新著在写法上与江先生不同。江先生的书是一种个案研究,书中重点介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夏皮尔等专家、学者的6种有代表性的科学哲学思想,每一种都介绍得很系统、很专业,对于科学哲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来说,是一部很好的指南。李博士的书则是一种全景式的贯通,其着力点不在于深人介绍每个哲学家的具体观点,而在于各种科学哲学思想相互之间的渗透、关联和影响,以们与传统和当代的科学、宗教、社会思潮的牵连。因此,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涉及面极为广阔,总共涉及了60多位科学哲学家和有科学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不仅包括几乎所有国内已熟知的人物,还包括一些国内不知其名但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外,本书在介绍和讨论中还穿插着一些章节来展示这些思想家思想产生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思想概况,使读者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和大体趋势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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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全书的结构,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格心理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开辟了那么广阔的领域,在这里都得到了合理的分区和整合,而这一分一合,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格心理学以至于对人格本身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对每一种人格理论都获得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确认了它们各自对把握人格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又不偏狭、不固执,而是力求与其他理论达成沟通。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理论各有各的贡献,一种理论的作用是另一种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类型—特质理论帮助我们描述人,即初步认识一个人的特点;生物学理论帮助我们从生理、遗传甚至进化的方向上去解释人的特征;行为主义揭示了环境是如何塑造人的;认知心理学则指出人的内在判断和评价会使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感受,做出不同的反应;精神分析理论挖掘人的潜意识动机,探索了心理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免于心理疾病的方法;人本主义则向我们呈现出健康生活的状态和途径,促使我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实现人际之间的平等和关爱,进而走向自我实现的高峰。”当然,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创建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或派别,而是要对已有的人格心理学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提升。这种提升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时代显得特别可贵和必要。所以作者在书中处处以问题而不是学派为线索来展开论述,通过问题把各种学派编织进理论的逻辑系统中。这不是毫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大叙事”,而是对实证材料和大量实验数据的本质规律的洞见,对各种具体结论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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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承认这种设想在目前情况下也有其弊病,就是给那些本来就决意徇私情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但不能因此就把所有的导师都限制在行政部门的规定中,而应当从别的方面对不称职的导师和他们所招进来的不合格的博士生建立一种淘汰机制和处罚机制。但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当前的改革中最缺乏的。连高层干部携巨款外逃都监督不了,又如何能监督区区一个博士生是否合格?一个“博导”是否“水稻”?尽管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为了防止徇私(何况根本防止不了)而压制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如大力鼓励人才的自由竞争,使那些通过不正当关系进到学术圈中来的庸才最终自然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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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杨先生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除了在具体论断和结论上作出了多方面的开拓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对“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但又极难掌握的方法的具体运用作出了一个生动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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