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东晋佛教神学家僧肇，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深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从全体上来说是宗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然而在这种纯粹神学思辨的形式下，他也常常用比较清晰的概念和比较严密的推理，阐述了概念的辩证法的某些重要命题。他对“有”、“无”两个范畴的关系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鲁迅本人则尚未从“国民性批判”上升到“人性批判”，未从《狂人日记》中的历史罪感真正提升到普遍人类的原罪感。他不理解人性的忏悔不是哪一代人的事，而应是人性（哪怕是未来的人性、青年和孩子的人性）中永远不能放松的工作和永远不可抹掉的必要素质。

这次对谈的主题是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比较，两人一致认为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上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但对于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来说，我们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但在究竟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方面，两人抱有不同的意见并展开了一些深入的讨论。由此涉及康德和黑格尔对伪善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问题，战争与永久和平问题，历史文化、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德国哲学与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在提问和回答时还谈到了对卢梭的整体把握、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别和中西文化的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启蒙作用；等等。

这些年来，我除了沉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大量时间花在翻译和著书立说上以外，还写下了不少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我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贯彻于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解读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实验场所就是文学，其次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我的文学批评基本上也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化批判是我所选取的一个用哲学介入现实的切入点。迄今为止，我已出版的文学评论和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著作有六部。

中西形而上学的语言都表现出固有的自否定倾向，但又有不同的风格。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意义上的自否定，即逻辑系词“是”的存在论必然会遇到自身的语义悖论，显示出语言在其根本处所隐含的辩证本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则是意会中的自否定，即在起点上就是从悖论开始的，但并不在乎逻辑，而是深入到悖论底下不可言说的隐喻，因而具有反语言学的语言倾向。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以语言本质中的这种自否定结构为中介，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而将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容纳于逻辑功能之中，以超越“物理学之后”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外之意”成为“元语言”之内的本质要素，以摆脱“伦理学之后”的局限性，由此而生成一种以语言的自否定这一辩证本性为动力结构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二程和朱熹的理学作为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物，是中国最后一个道德形而上学，但从它开始建立起就遭到了逐步解构的命运。先是在鹅湖之会上朱熹被陆九渊兄弟质疑，后来在王阳明那里又遭到彻底的颠覆，整个理学都被心学所取代。之所以如此，乃因理学家从道家哲学中吸收的“模型论”虽然以自然天道的象征为儒家心性论提供了“道问学”的理论根据，但毕竟与孔孟道统的“尊德性”之“诚”有分离倾向，以致抵挡不了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凌厉攻势而败下阵来。到了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通过反思整个宋明理学的得失而取消了天理人欲的分离及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界限，最终在颜元和戴震的“实学”中成为经世济用的治国方略，下降为庄子所瞧不起的“末学”或“俗学”，彻底失去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