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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形而上学的语言都表现出固有的自否定倾向，但又有不同的风格。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意义上的自否定，即逻辑系词“是”的存在论必然会遇到自身的语义悖论，显示出语言在其根本处所隐含的辩证本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则是意会中的自否定，即在起点上就是从悖论开始的，但并不在乎逻辑，而是深入到悖论底下不可言说的隐喻，因而具有反语言学的语言倾向。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以语言本质中的这种自否定结构为中介，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而将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容纳于逻辑功能之中，以超越“物理学之后”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外之意”成为“元语言”之内的本质要素，以摆脱“伦理学之后”的局限性，由此而生成一种以语言的自否定这一辩证本性为动力结构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二程和朱熹的理学作为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物，是中国最后一个道德形而上学，但从它开始建立起就遭到了逐步解构的命运。先是在鹅湖之会上朱熹被陆九渊兄弟质疑，后来在王阳明那里又遭到彻底的颠覆，整个理学都被心学所取代。之所以如此，乃因理学家从道家哲学中吸收的“模型论”虽然以自然天道的象征为儒家心性论提供了“道问学”的理论根据，但毕竟与孔孟道统的“尊德性”之“诚”有分离倾向，以致抵挡不了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凌厉攻势而败下阵来。到了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通过反思整个宋明理学的得失而取消了天理人欲的分离及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界限，最终在颜元和戴震的“实学”中成为经世济用的治国方略，下降为庄子所瞧不起的“末学”或“俗学”，彻底失去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的兴趣。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可从两种形而上学之间的“桥梁”提升为第三种形而上学，即审美的形而上学，它才是前两种形而上学的根。这原本也是康德文本中可能隐含的意思，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只是西方传统的“物理学之后”和“存在论”，审美在这种意义上只能是“桥梁”，但审美形而上学是超越存在论的“语言学之后”，它从诗性和隐喻结构来看待语言的本质，并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提供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按照黑格尔的思路将康德美学引上了一种动态的诠释学本体论，虽然完成了一次“语言学转向”，但由于受到传统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局限，仍然未能上升到“语言学之后”的视野。这种非存在论的或超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只有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即“伦理学之后”中才找到了支持，但后者由于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而同样未能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第三形而上学则是经过对西方“物理学之后”和中国“伦理学之后”加以综合而超越双方之上所提出的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形而上学设想。

人类创造力的来源问题涉及人猿之别。动物只是简单地进化、适应环境，人则能够改造环境，甚至创造环境。这种创造力不能归结为偶然的灵感，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否定，最早就是为了携带劳动工具而毅然改爬行为直立行走，导致了手脚分工以及人的整个身体形态的改变。这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而是具有时间性和前瞻性的历史活动。人由于把工具“当作”自己的肢体甚至另一个“我”，因而形成了自我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的创造力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凭借“有意识的自欺”而使劳动具有了语言性，从身体语言中产生了口头语言，并使语言成了追求真善美的“自由之家”。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语言的诗性结构、即隐喻的“自否定”结构，因此，最本源的创造力就在于语言的诗性或艺术性，它是科学语言和道德语言的根，也是克服现代人工智能的异化性的唯一途径。

1992年，张炜完成了他的《九月寓言》。他在该书的后记“融人野地”中写道：“城市是一片被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九月寓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第341页）。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已在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顾城那里多次看到过儿乎完全相同的说法（在这里，时间上的先后并不重要）。我们可以说，除个别作家外，90年代一切纯文学多少都是“寻根文学”。人们说当代文学的特点是多元并存、流派纷呈，甚至无法归类。但我要说，当代文学的主流和实质便是寻根：寻回失落的童年，寻回远古的回忆，寻回数千年无变化的“原生态”，寻回人们既有的“本心”。这是当代作家们得以施展手脚的唯一话题，也是对他们的致命的束缚。荀有冲破这一束缚者，便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功臣。但这实在是太难了，非强怒善战之士不能为。

本文对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的”（transz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这两个历来颇有争议的术语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结合相关概念如“先天的”、“经验的”（empirisch）、“内在的”（immanent）等术语作了细致的区分，说明康德使用这几个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严格限定的、不可取代的含义的，以为康德对这些词的使用存在“混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章后面还对KempSmith以及牟宗三在这个问题上对康德的误解和批评进行了逐条反驳，维护了康德思想的一贯性和严密性。

通常流行的对人的本质定义是“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自从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研究以来已遭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并且尚未找到解释人类起源的更为适当的替代方案。从哲学的高度精确界定人的本质，应该是：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结合现代心理学观点，能够合情合理地系统解释人猿之别、人的直立或手脚分化、语言的产生、人的历史、自我意识的产生和人类精神结构的形成以及人类自由的起源等问题。对人的这一新定义在人类起源和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容纳了当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定义可以兼容，同时也为一种新的哲学视野打开了一扇窗口。

谈到中西法治思想的比较，首先要明确的是从哪个出发点进行比较。我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出发来对中西法治思想进行比较的。我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方面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经讲到过人类学家巴霍芬（研究原始人类学和早期人类学的著名学者），巴霍芬在1861年出过一本书叫做《母权论》，里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希腊远征军的统帅阿伽门侬胜利后回到家里，却被他的妻子伙同她的情夫谋害了。俄瑞斯特斯是阿伽门侬的儿子，他为了报杀父之仇，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那个奸夫。这样一来，他就犯了弥天大罪。复仇女神就向雅典法庭起诉。雅典法庭当时的审判长就是雅典娜。在审判中，阿波罗是为俄瑞斯特斯辩护的。阿波罗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的是理性、文艺和城邦社会的原则。复仇女神代表的是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阿波罗说，俄瑞斯特斯的罪行不如他母亲所犯的罪行严重。他母亲犯了双重的谋杀罪。因为她杀死的这个人既是她的丈夫，又是俄瑞斯特斯的父亲。而复仇女神为俄瑞斯特斯的母亲辩护说，她虽然犯了双重谋杀罪，但是她所杀死的男人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夫妻没有血缘关系嘛，但是，俄瑞斯特斯杀死的人是他的母亲，是有血缘关系的。

1957年我9岁，上小学三年级。那时正当反右运动高潮，学校一位姓廖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面破坏。见到太阳，他说黑暗；幸福生活，他叫悲惨。社会主义对他不利，提起美国心里欢喜：这是什么？是坏东西！他要是不改，把他扔进垃圾箱里，把他扔——进——垃圾箱——里！”再就是整天喇叭里放的那首《社会主义好》，其中最有力的一句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但过了几天，听说这位廖老师自己也成了右派。我心里恍然大悟，难怪总觉得廖老师样子那么可怕，眼睛鼓得好大，唱歌总是恶声恶气的，大家都怕他。可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又过了几天，听说我们班的年轻的班主任、一位非常美丽和蔼的黄老师，也变成了右派。那一段她已经不上我们的语文课了，整天躲在她的小房间里以泪洗面，一些顽皮的男同学就趴在她的窗口看她，喊一句“大右派！”就笑嘻嘻地跑掉了。我心里很是不忍。

学者们历来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讨论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这部分的意义重视不够，认为这只不过表达了黑格尔对这两门早已过时的“伪科学”的繁琐甚至多余的批判，没有看到这两门学问作为黑格尔从“观察的理性”进入到“实践的理性”不可缺少的环节的重要意义。黑格尔认为，面相学实现了人的内在东西与人的实践行动的统一；头盖骨相学的结论“精神是一块骨头”虽然陷入误解，但它毕竟说出了这一带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无限判断的命题，进一步表达了人的精神和外在客观对象的统一，从而为“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本身而实现”的实践理性提供了理解的前提。这种前提，其他自然科学和一般形式逻辑及心理学都是不具备的。只有经过这样两个步骤的统一，观察的理性才终于迈入了实践理性的王国，理性也才从一种科学的旁观成为了能动地改变世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