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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会讲道理？针对《中国道德的底线》的反驳文章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越来越不对现实生活按照人们的预想短期内朝某个理想的方向改变抱天真的期望了。倒并非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而是逐渐看出，中国的事情主要靠时间来慢慢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注定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有待于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中国人有的是时间，对于这样一个按自然规律起作用的国度，既然我们已经停滞了数千年，那么现在多拖个一两百年根本不算一回事，甚至是符合常规的。

多年以前，曾听一位朋友谈起，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有数千年，但其实不过一个甲子，60年一循环。当时听后付之一笑，以为很机智，但也未必，夸张而已。不料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的时候，将先生当年所作文章翻来一看，大为惊异，竟如写于昨日。

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这一代学人，通常属于“老三届”知青的一代人。

到底什么是人的尊严，为什么要维护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与人的理性、自由、权利和价值等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往往是哲学家聚讼纷纭的焦点。在西方，从斯多亚派到中世纪基督教，从文艺复兴到近代道德哲学（如康德），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当代社会对人性和社会伦理的重新思考，都在强调人的尊严对于人生和人类社会发展意义的同时，从理论上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多层次的思考。程新宇的著作《人的尊严和生命伦理》，就是在她二十多年锲而不舍地思考和钻研生命伦理学（特别是医学伦理学）的基础上，运用长期积累的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宗教哲学的知识功底，结合当代国内外伦理学界、医学界、心理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和哲学界有关该问题的各种争论的观点和意见，而对人的尊严问题的一次集中攻关。该书在全面清理历来学者对尊严问题的模糊观念的同时，重点对康德的尊严观和基督宗教的尊严观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这是了解西方传统尊严观最不可忽视的理论前提。

我这一生，“优雅”二字恐怕是永远谈不上了。不要说前三十年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在血统论的歧视中“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好不容易弄了个“病退回城”，又去干最下贱的“土夫子”和搬运工；就说后来这二十多年“时来运转”，和大批“逸民”一起借着“重开科举”的大潮而涌入了高等学府，并且居然占据了一席之地，也只不过是争取到了一个充当高校“打工仔”的机会，每天以“工作狂”式的教学和研究挤榨着自己有限的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想没有人会羡慕的，就像没有人羡慕知青当年的下放生活一样。在一般人的眼里，我决不是一个懂得优雅的人，既不热心旅游，也不喜欢娱乐，味觉迟钝，食量狭小，烟酒茶一样都不行，只喝白开水。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是苦命、劳碌命。但如果把“优雅”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大一点的话，我自己倒是觉得生活中仍然随处可以找到一种优雅的心境。这种心境比那种外表的优雅更能打动我，常使我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