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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作为纯粹哲学家的声望能够超过康德（1724—1804）的。而在今天，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康德思想的魅力还有愈来愈强烈之势。两百年来，一个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哲学家，早已经被无数的人宣布批倒批臭了，却仍然如同巨大的山峰巍然高耸，虽然并不见得“可信”，但却如此“可爱”，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从康德那里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教益？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界，思潮起伏，风云汹涌，呈现出一派诱人的壮观。可是，当一个人真的要去探讨这种思想的“规律”时，便会发现在表面的热闹底下，其实还沉睡着一个幽静的、从未被触动过的海底世界，在这里，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发展”，只有一些或并列或交替的变幻不定的现象不时地浮现到表面上来。西方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峙，德国古典哲学的凯旋行进，现代西方各派哲学长期激烈的交锋和论争，在中国旁观者看来直似天方夜谭。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厌恶的已不是某一哲学派别或学说，而是哲学本身；而这，才显露出了中国哲学的真正面目。

在黑格尔去世以后，特别是经过新黑格尔主义以后，西方哲学界对黑格尔有一个反叛，在很长时期内不看重黑格尔哲学体系，认为那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体系。黑格尔的法哲学也是这样，少有人理解它，也很少有人研究它。黑格尔的法哲学究竟讲了些什么？几乎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没人认真对待。最近这些年，西方又开始关注黑格尔，包括英美、大陆哲学。在美洲大陆、英语世界都引起了普遍关注。

真正站得住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哲学家就是那种善于站在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其他哲学家的地位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的人。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身份的困惑。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是一个极其中性的定义，它把知识分子拉平到了与一般老百姓（即“文化水平不高、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同等的地位，即他们都是“劳动者”，只有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知识分子用“知识”来劳动，普通老百姓用体力来劳动，如此而已。

其实在德里达看来，两千年的西方哲学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语言学转向”，而是从巴门尼德以来一直受到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所谓“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只不过表明现代哲学开始意识到并重视自己的这一传统而已；但这并不说明现代哲学在这一点上有了什么重大的突破，恰恰相反，即使我们时代最具哲学反思意识和冲击力量的海德格尔哲学，在德里达眼里也仍然没有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