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当今中国，和儒家相比，传统道家哲学与时代思潮有更密切的联系。人们呼唤着“返朴归真”、回复自然的人际关系，人们渴望退回到自己内心，寻求着超越世俗、甚至反世俗的精神趣味，崇尚着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人们实践着“跟着感觉走”的处世哲学，歌唱着“一无所有”的“痞子精神”。这一切，都在我们这个喧嚣繁忙的时代，从许多人的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涌流出来，就连对金钱和物质的贪欲也遮盖不住、压抑不了。

忏悔与真诚也属于自我意识结构的应有之义。由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我们提出自我意识包含一种忏悔的精神，而与忏悔相连的就是“诚”的问题。自我意识无非是要达到对自我真实的把握，那么对自我的这种把握就是真诚。

对一个人的人格的评价，从最外在的方面说，首先有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是按其“品格”，它属于道德的范畴；二是按其“性格”，这属于认识（真）的范畴。中西人格形象的差别，一眼看去便显示出：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西方人则更瞩目于人物的性格。

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有上山下乡，但任何一个时代，人都是被“抛入”环境和世界中的，这却不意味着人在环境面前只能一无所为、听任命运摆布。时代与时代不具可比性，但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被抛入的那一瞬，他就能利用环境去成就自己的意义。放弃努力而一味地抱怨生活的无意义、世界的虚无或“人文精神失落”，是没出息的态度。世界的虚无不应成为懒于创造的借口，而正应成为一切真正创造即“无中生有”的前提条件：既然一切都是虚无，那就没有什么阻止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自己不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都会成为不利条件，并且会遇到致命的诘问：这一切有何意义？做学问有何意义？解决一个理论问题有何意义？出一本书有何意义？这样陷入苦恼、茫然，只能怪自己。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特的、空前绝后的。但仔细想一想，哪一代人不是如此？历史是没有偏心的。

我认识萌萌已有25年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代，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几届的研究生们则成了时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当时我们住同一栋研究生楼的同窗们来往自然频繁，和我经常聚谈的除了同门师兄陈家琪、陈宣良外，还有搞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肖帆、陈自龙。再就是我在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以及辗转相识的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萌萌是肖帆的夫人，和我同一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生。初见萌萌，我惊异于她的美丽高贵的气质，以及她侃侃而谈的风度。那时我们的年龄都是30出头，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单身汉，肖帆和萌萌以及志扬兄等朋友好一阵子忙活，为我物色对象，我戏称为“会诊”，直到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为止。其中尤以萌萌最为热情，她简直就认为帮我介绍女朋友是她责无旁贷的义务，谁叫她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呢！

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