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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苦药

本文也不可能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将文集中所有的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我想首先抓住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正方”多篇文章中都引以为据的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理解问题,来作一个基本的澄清。该问题在郭齐勇先生为文集所写的“序”中一开始就作为“古希腊哲人与我国孔子在‘亲亲互隐’的问题上有一致性”的重要证据之一提出来了(见第2页),并在郭齐勇与龚建平的《‘德治’语境中的‘亲亲相隐’》(第46、48页)中,以及在杨泽波的《腐败还是苛求?》(第102页)中得到了强化论证。如杨泽波先生说:“早在古希腊就存在着‘容隐’的观念。游叙弗伦告发父亲杀人,遭到苏格拉底的非难,这反映了古希腊社会有主张为亲属隐罪的观念。”他由此认为“亲亲相隐”是一个自古以来中西文化皆认可的正常观念,决不可能与“腐败”有任何牵连。他还承认,这方面的情况他是由郭齐勇在一次会上向他介绍了范忠信先生的研究成果而获悉的,并受到“很大启发”(见第101页注3)。显然,他和郭齐勇先生都并没有自己去查一下《游叙弗伦篇》的原文,而只凭道听途说就得出了孔子和苏格拉底同调的结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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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刊载于《书屋》今年第六期上摩罗的《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耻辱者手记〉第二版序言》,颇有“真相大白”之感。摩罗最近的《中国站起来》一书,引来学界一片质疑声,历来在人们心目中作为启蒙思想的自审先锋的作者,也顿时变身为一位当代气功大师,这位大师最拿手的表演是,对轮椅上的瘫痪病人大喝几声“站起来!站起来!!”就能够起死回生,让病人顷刻康复。但摩罗这篇文章真实地揭示了他从《耻辱者手记》向《中国站起来》“华丽转身”的思想历程,倒使人们猜到了他灵魂深处的某种隐秘结构,很是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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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天,我利用赴北京开学术会议的时机,实施了我和妹妹残雪策划已久的一次关于文学和哲学的对谈。谈话是在残雪家里进行的,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外,一直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三夜,由残雪的丈夫、我的妹夫鲁庸做了全程录音。就一个话题进行的如此马拉松式的对谈,我和残雪都从来没有过,两人都感到很累,但都很愉快,认为就问题本身来说,这种讨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话题也相当广泛,涉及到中西哲学和美学、文学,中西文化比较,宗教和无神论和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心理,作家、评论家和欣赏者的心灵结构或层次,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信仰与生命的关系,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和一般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人类起源和艺术发生学,艺术与认识的关系,艺术创造中的理性精神,感性直观和知性直观,音乐、美术和文学,日本和欧美文学评论家与残雪文学观的分歧,当代世界文学的现状和出路,残雪文学观的创新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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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于《江南》杂志2006年第1期后(现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引起了评论界和思想界的极大的关注,好评如潮,甚至地摊上还出现了盗印的单行本。今年4月21-22日在武汉东湖公园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邀集了我们武汉和外地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大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这次讨论会后来由《南方都市报》作了专题报导,主要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由于残雪的介入,而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但在文学评论界,尚未见有人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对此加以评说。不过我觉得,残雪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思考的,这就是作家的根究竟植于何处的问题。残雪的提法有一种观念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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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按黑格尔自己的说法,叫做“意识的经验科学”,是专门谈意识的。在这里,意识是以“经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里的“经验”(Erfahrung)有“经历”之意,也就是说,意识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精神现象学单纯当作一门现实的历史科学,类似于人类从古到今的意识发生学。相反,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确是当作一种哲学,它考察的是一般意识本身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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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人格”和“人性”,这是我关于“人”的思考的三个主题,也是我自己在“成人”的旅途中三个重要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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