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

中国人民大学于2023年5月12——14日举办“理性与自由——首届人大德国古典哲学高端论坛”。邓晓芒教授在5月13日下午的第四分会场做了题为《黑格尔和康德对待法哲学的两种态度》的视频发言。文章为发言稿。

这是邓老师为他母亲的《永州旧事》（2005年初版）一书所写的序。

共读活动火热进行中
序列：第10篇
起止时间：20231222-
共读状态：进行中
讨论请进：晓芒学园——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初探

英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前几年写了一本哲学书：《人生的意义》。他在书中坦承，他不是哲学家，他是以“喜剧演员”的轻松明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崇高的主题的。的确，我们在这本薄薄的小书（总共一百来页）中到处遇到的是英国式的幽默和无伤大雅的调侃，但话题却是严肃而深沉的。使我感到惊叹的倒不是这一沉重的话题能够写得如此通俗活泼，而是一本如此飘逸生动的小书居然能够切入到如此深邃的哲理之中，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可以看出，作者虽然身为英国作家，而且研究的是最具感性色彩的文学理论，但明显深受大陆哲学如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哲学和解释学的熏陶，并对这些非盎格鲁－撒克逊的思辨套路驾轻就熟。

我不是大学科班出身，但我并不以此自卑，反而以此自豪。我设想，如果当初真地按照“正常途径”让我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大学，如果我学的还是文史哲的话，我是否还有今天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我看多半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