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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痞子精神在张贤亮那里已经具备着了。当他笔下的章永璘一门心思要返回到原点、回归到原始本能和性与死的同一时，甚至更早，当他在马缨花面前操起粪叉忍无可忍地和海喜喜干仗（《绿化树》）时，他内心根深蒂固的痞子意识就已经觉醒了。表面上，他是在社会最底层受到社会渣滓和劳改犯们的痞性的熏陶濡染，而具有了看破一切的痞子眼光；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从小受到的文化教养中所包藏的隐秘面在适当的气候环境下的自然滋长。章永璘正如其他许多文化人一样早已被文化造就了“才子加流氓”的秉性。只不过他自以为，80年代他的流氓本性的大暴露是一种文化上的提高和升华（如他说：“把相爱仅仅等同于做爱，人类的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升华。”《习惯死亡》第71页）。他自始至终不认为也不承认自己生来有流氓性、痞性，而一直都以一个受过伤害但仍然儒雅而深刻的文化人自居。所以他“渴望堕落”而不能。“他只想去哪里寻副真正的人的面具来戴上，使他能像一个真正的人腰板挺直地活着或死去”（《习惯死亡》第l84页），因而他没有真正看透中国人、至少是中国文化人的这种完全无望的绝境，只好用自欺来糊弄自己。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位苦难作家的名字响彻中国大地，他就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者张贤亮。这两本书，作为“爱情三部曲”的前两部，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章永璘5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受难史。然而，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后一部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名噪一时，并不是由于它真实地描写了在乡村中和劳改队中所受到的残酷对待和不公正的惩罚，而是由于它深刻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恶劣的非人环境中内心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展示了强烈的饥饿、劳累、屈辱、孤独和性压抑给一个敏感的灵魂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创伤，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对一个青年男子的性能力的摧毁。这种揭露是空前的。

80年代下半叶，当残雪以其怪异的语言表达出她那充满诱惑的、但又不可穿透的奇思异想时，评论界曾力图对她的文本作出某种确定的归类。但这些尝试多半都是不成功的。所以年代以来，尽管国外不时传来好评，国内评论界却一直对残雪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既像是在“凝视”（对残雪的作品的确需要长久地凝视），又像是在走神。1993年出版的《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全面搜集了年代国内外对残雪作品的最有分量的评论包括残雪自己给自己写的评论（创作谈等等），但在国内评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人们对“残雪现象”逐渐失去了耐心和兴趣，也许还会以为她出道“早了点”，若在今天，说不定还能弄个“私小说”之类的头衔戴戴。而现在却成了不好归类、因而也不好评论、很可能“进不了文学史”的人物。我不知道这是残雪的悲哀，还是中国评论界的悲哀。

20世纪90年代寻根文学在其向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深层探索中，越来越突出了一种恋母情结。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从张贤亮开始，张承志、贾平凹、顾城、张炜，总之，凡是标榜某种“纯情”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种恋母情结而不能自拔；就连王朔的“痞”和韩少功的学问，尽管主观上竭力想和对母亲（自然、群体、文化）的依恋拉开距离，但那背后仍隐约现出一股不可抗拒的无形的力量，要把他们拉回到母性的温存和幼儿的纯真。1996年初，我在一次学术座谈中有一段发言，用“文化恋母情结”这个概念概括了我们时代的回归传统、回归自然的倾向。

今年是康德逝世2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恰逢此刻，邓晓芒和杨祖陶老师合作伏案七年，从德文原版直接翻译（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的康德的主要著作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本书共计100万字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齐了。本文是邓晓芒教授翻译、研究康德著作的体会。

西方人为什么要把“是”与“在”等同或“混淆”起来？这决不仅仅是出于语言上的偶然的不严密，而是由于西方人力图要真正地“在”。因为在他们看来，不“是”者即不“在”，无名者即不在，不能在逻辑上自己保持一贯者即不在，因为这种人没有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