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这是一组关于反思的往来信件。邓晓芒在信中说，当代的氛围是“晕眩”。那是一种类似“春晚”的气氛，时髦话叫“high”。在这样的氛围中提“反思”，似乎不合时宜。的确，没有反思，GDP不也照样增长？信中谈到阿Q。殊不知自打未庄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Q不但被允许、而且被鼓动参加革命；不但参加了革命，还参加了革革命，革革革命。。打了江山，坐了江山，成了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一流的人物——按时下的说法，这种人物应该叫作“精英”。“精英”的一个特征是自我感觉良好。因此有些事情还是不便提起，比如那块胎记般的癞疮疤。说它不存在没人信，说它“艳若桃花”又像是讽刺，所以还是按未庄时的老例：讳疾忌医——“偏不肯研究自己”的民族，注定走不出革命的轮回。

在当前有关“后现代”的讨论中，有两个概念常被人们混为一谈，这就是作为一种时代特征的“后现代状态”和作为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反思、乃至于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者的区别，就连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利奥塔尔在其名著《后现代状态》中也不是分得很清楚。他开宗明义便说：“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并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

中国从来缺乏悲剧意识，所有的只是惨剧、苦剧、哀剧，且都要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使之成为“正剧”，人们才肯罢休。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人缺乏个体独立的人格意识。当年王国维把《红楼梦》称作“悲剧中之悲剧”，钱锺书认为不可，说只有让宝黛成其佳偶，遂其情欲，而后渐生龃龉，反成怨偶，方是悲剧之悲剧。我以为钱氏在此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自相矛盾性，正是这种个人意志的自相矛盾才构成了人的悲剧性的“命运”，这是西方各种（包括叔本华、尼采、黑格尔等人的）悲剧概念的本质。

人一辈子，最难忘的其实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童年，一个是青春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他的时光简直就像嚼过了的甘蔗渣，淡而无味，而且一年一年地越过越觉得过得快。所以历来就有人认为，青年时代以后的日子都不必过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于33岁时死于征战途中，被黑格尔称为“一幅最美的景象”，因为“要使他永远以一个青年出现于后世人眼前，他就不得不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早死”。我国“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则有人提出，人过40都该杀。这都是当一个社会处于青年时代所流行的议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最幸运的，因为只有他们最有作为。

人们通常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相互分立或只有表面关联的来源，很少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贯通。事实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从实践唯物论的角度，通过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体系、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空想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一个有机的整合，指出这三个部分不过是所谓“感性活动”即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层次和意义上的体现而已，从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基点。

这本书收入了本人十年来所出版的三本相关于文学和文化的小册子，它们是：《灵之舞》（1995年）、《人之镜》（1996年）和《灵魂之旅》（1998年）。这几本小书自从出版以来，虽然早已经脱销，却没有再版过。我理解，时代的喧嚣使当今已经不多的读书人眼光常常只盯着那些披上诱人新装的作品，而无暇顾及已经“过时”（流行的说法是“过气”）了的东西，哪怕对这些东西人们并不了解；出版社考虑的则只是赚钱，当然也不能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