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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张世英先生

以赛亚·伯林被公认为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对自由的论述已经成为定义自由主义的经典”，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甚至被一些人称为‘自由主义的宣言’”。近年来，伯林的自由主义学说在我国学术界也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一窝蜂地引证伯林的观点。这与伯林的思想通俗易懂同时又有很强的针对性不无关系。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学术界，伯林的思想在《自由四论》发表前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批评，以致于他本人陷入长期艰难的自我怀疑和自我修正之中，使得他这本书历经16年的难产、拖延到1969年才出版，而且直到他去世5年后的2002年才由该书的编者按照他真正希望的样式编成面世。与之相反，中国学者在知道了伯林的自由观点之后，却一直没有出现有份量的批评，而只有一味的赞扬和人云亦云。本文对伯林的观点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他影响最大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其目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他作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的卓越贡献，而是要在学理上澄清一些糊涂观念，提升我们在自由概念上的理解层次，减少一点盲目跟风的习气。

我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所初步建立的新实践论美学，有一个更加简明的称号，这就是“传情说”的美学。这是因为，我把人类的实践活动视为一种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活动，而其中的精神活动中天然地包含有情感的传达这一维度。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借助于这一维度从生产劳动中异化和独立出来的历史过程，我建立起了围绕情感传达为中心的一整套美和艺术的原理。我曾把自己的美学体系建立在这样三个“传情说”的定义之上：1．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它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美感；2．人的情感的对象化就是艺术；3．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这三个定义是我们理解一切人类审美现象的基本框架，并且它们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其实只是同一个定义的三个方面。所有这些定义中的“对象化”一词，都是来自实践本身的现象学结构：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在这样一种现象学的理解中，实践论美学首次克服了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局限性，把在李泽厚的旧实践论美学那里互不相容的“工具本体论”和“情感本体论”的二元对立扬弃了。

本文副标题中的“再解读”三字，表示我对海德格尔解读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一种反思和“视野融合”，并没有否定海德格尔的解读的意思，而是试图从中阐发出一种隐藏的含义。当然，这种含义也许是海德格尔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但它有可能暴露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深刻矛盾的根源。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许多地方都涉及到黑格尔，而在这些涉及到黑格尔的地方，表扬的话比批评的话更多。然而，就黑格尔辩证法而系统地、完整地分析和评价黑格尔的，要首推他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该文是海德格尔1942～1943年为他举办的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班所做的报告，1950年被收入《林中路》在法兰克福出版，后编人《全集》第5卷。在该文中，海德格尔逐段地、在一些地方甚至是逐字逐句地梳理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的十六段文字，进行了一种表面看来严格按照文本、实际上是“六经注我”的诠释。这些诠释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把黑格尔在这个导论中相当系统地发挥出来的辩证法，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辩证法，以及体现为“意识的经验科学”的概念的历史进展的辩证法，全面扭曲为某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视为他自己的“基础存在论”的一种不成熟的表达。

文章在肯定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成绩的前提下，针对一些重要的论述提出了五个疑问：普罗塔哥拉是“感觉主义者”吗？高尔吉亚的“逻辑混乱”吗？柏拉图的idea是“相”吗？什么是《巴门尼德篇》中的“矛盾”？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怎么会“倒转”？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作者尝试性地作了解答，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