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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哲学史⽅法论的课现在就开始了。这个课程是⼀个传统课程，哲学史⽅法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武⼤哲学系刚刚开始研究⽣招⽣的时候就有。当时哲学史教研室很⼩，包括中哲和西哲，西哲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都在⼀个教研室，江天骥、萧萐⽗、陈修斋、杨祖陶，这⼏位⽼先⽣共同在这个哲学史教研室⾥⾯担纲，那时就开了这⻔课。我是1979年读的硕⼠研究⽣，还有上⼀届1978级的和我们在⼀起，这是我们读的⼀⻔必修课。整个教研室，中哲、西哲的研究⽣在⼀起研讨怎么样看待哲学史的问题，是当时的⼀个热⻔话题。

本书初版由重庆⼤学出版社出版于2008年，2014年⼜出了⼀个修订版，其实并没有对内容作什么修订，只是排版上作了些改进，最后加了⼀篇对批评⽂章的回应。现在这个版本应该算第三版了，由三联书店惠允出版。这次我从头⾄尾进⾏了⼀番逐字逐句的认真校订，改正了不少错误和⽋妥的地⽅，补⾜了第⼗三讲后⾯未完成的部分，使这个版本的质量有了较⼤的改观。

最近读了徐长福先生发表于《哲学研究》今年第6期的《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以下简称徐文），总的感觉是，徐文在探讨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和科学立场的关系上用了不少功夫，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有一些不清晰之处，因而其结论也不是十分可靠。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文的回应引出笔者的思路：用胡塞尔现象学所提供的启示来解决柯尔施的问题。

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附逆”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不仅是一个人应当有什么样的信念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人一般地说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信念的问题。人是应当有信念的，这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但这并不能担保说人的一切信念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恰好相反，人的不论多么真诚的信念，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犯错误。如果人的信念错误了，又不知悔过（这是人和动物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有可能连动物都不如。真正的悔过不是对某一件具体的事的忏悔，也不是从此就丧失对任何信念的追求，而是对自己的一般人性中的信念本身建立起一套怀疑机制，即一套检测和监督机制，使自己在凭信念而行动时不要太肆无忌惮，而是时刻处于严酷的自我拷问中。

《学术月刊》对邓老师的访谈。

“哲学史方法论”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三十年来的传统课程，由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前辈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等人创立。该课程的学术信念是，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把哲学史和哲学看作是一致的（即历史和逻辑一致），在哲学史中寻求哲学规律，在哲学中奠定哲学史的根基。本书是在邓晓芒先生主讲本课程的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原来的课程是十六讲，但由于篇幅、录音设备及其他的原因，此处有两讲内容未能收入，故成“十四讲”。在本课程中，邓晓芒先生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苏格拉底以追问的方式进行学理式的辩论，而孔子以圣人的姿态用情感的方式进行辩论，并且这两种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的观点。作者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十大文化错位的阐述，其中贯穿了中西比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