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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方法论课我给大家谈一谈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这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缘起是2004年，我和杨祖陶老师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经出齐了，而且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有的人就说，你能不能谈一点这个翻译过程中的体会，有些什么感想，有些什么翻译方面的经验，或者教训？我想了一下，就写了这篇文章，“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主题就是“让哲学说汉语”，这样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以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像我这样的理解还没有人提出。

我们下面来讲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这也是发表在1995年《场与有》的第二辑上的一篇文章。《场与有》这个辑刊是由美国学者唐力权先生资助，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不定期刊物。唐力权先生从中国的《易经》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结合中，产生了他自己的“场有哲学”。他把“场”和“有”，利用现代物理学的“场”的概念，和哲学中的“有”也就是“存在”、being的概念，结合起来，建立了他的“权能场有”的概念。权能就是Power，他认为从《周易》的思想里面可以引出现代的“场”和“能”以及怀特海的过程。他这些想法在国内引起了一些反响，一些搞中国哲学的，特别是一些搞自然科学的学者都纷纷表示这种视角和取向值得肯定，而且与国内一些研究哲学的人的想法相吻合。比如说罗嘉昌，他本来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对哲学很关注，他就提出了一种“关系实在论”。

中国传统正义观除了昙花一现的墨家外，主要是儒家对“义”（義）的宣扬和阐释，它相对于“仁”更偏重外在的制度设计，但其根源在于内心情感上的“合宜”，是立足于自然亲情之上的天经地义的等级关系（礼）。与此相对照，古希腊的“正义”（dike）的特点，一是强调公平或一视同仁；二是强调对不公平的惩罚，不徇私情；三是在人间正义和神的正义之间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使人间正义带上了神圣性，并承认从神圣正义的高度可以对人间正义的不足进行批判或纠正；四是由理性所建立起来的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理治”是古希腊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些特点为西方现代民主制提供了最原始的基因，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传统的“义”的思想的根本区别。

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初所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只在表面上得到了思考，然后就进入一个对西方最新思潮“追新赶后”的时期，直到本世纪，这一问题才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在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做整体性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三大优势，即在康德哲学方面：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本主义的伦理视角、保守主义的超验理想；在黑格尔哲学方面：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现实感、作为自由逻辑的三统一辩证法、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精神的内在发展的全面洞察。他们各自的优势就是对方的劣势，可以形成互补，而且不论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需要而言，我们今天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包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而应是高于这两个较为具体的问题的更一般的问题，即思维是“如何”与存在相关的问题。恩格斯反驳不可知论不需要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我们在实践中的感性体验是一个终极的“明证性”的呈现。实践论的真理观是对符合真理论的扬弃，它立足于“直接真理论”。实践之所以能成为真理的标准，首先并不是由于它是主客观的中介，而是由于在主客观分化之前它本身就已经是真理的直接涌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点中的现代性因素，它是我们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为崭新的现代哲学的一个生长点。

在康德看来，宗教哲学是以道德哲学作为基础的，要用道德解释《圣经》，而不要用《圣经》来解释道德，道德是独立的体系，它不需要宗教本身就能够成立，所以康德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他竟敢认为道德不需要宗教也可以独立地成立。而道德在康德那里是实践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不需要信仰就可以成立。道德先于宗教，道德独立于宗教，道德是最基本的，但是道德一旦建立起来，通过理性的推理必然会导致宗教。这又是康德的一个观点。由此得出结论，要考察宗教的原理。必须首先讨论道德。